2015/01/21

一般說來，一國的對外認識是由個人的、局部的對外認識積累而成的，所以發生誤解的情況也很多。特別是在東亞歷史上，往往與實體間的相互認識相脫節，在觀念上抱有超越對方的優越感，通過「便利的誤解」來維持相互關係的情況也不少。
「便利的誤解」的歷史：韓中相互認識的軌跡，白永瑞

此次參與r:ead #3「亞洲城市‧游動民Asian City, Nomad People」計劃，我一直在想著何謂「對話」。東亞之間的創作者存在著微妙的關係，一方面彼此各自存在著不同的生活、生命經驗以及脈絡，可是從地緣政治、地緣歷史、文化的發展而言，東亞之間人民的關係又與亞洲人與歐洲人、亞洲人與印度人，甚至與東南亞人民之間的關係不同。因此，東亞之間的對話首先俱有各種相似的條件，這是東亞之間對話之所以必要的首要原因，可是正因為這種先天的地域性，我們似乎更應當注意是否依照自己過度的想像去理解對方，一如韓國學者白永瑞所指出：「便利的誤解」。

在r:ead #3活動進行之前，事實上所有參與者都已經先在腦海中繪製了一套東亞的地圖，這也包含了為對方標定位置，包含了自己位自己所標定，為了與對方確認對話關係的位置。可是隨著對話、簡報、參訪活動展開之後，這種事先標定的事物（也就是「便利的誤解」）明顯地開始鬆動，留下許多未解的謎團、意見、符號、差異給對方，這是對話最有趣的部分，同時如何經由這些差異往前推進，也是最困難的關鍵所在。

我在這裡所思考的並不是「如何促成真正的理解」這般假設性問題，因為任何的理解都可能包含了「歧視」、「歧義」，只要我們以為自己掌握了明確的主體意識，那麼所謂的理解很可能都是環繞著自己所假設出來的主體所投射出來的意見，這當然是「便利的誤解」的基本樣態。可是真正困難的是，「理解」（雖然有誤解的可能）在東亞對話關係中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前提，例如以台灣的歷史脈絡對比喻沖繩、韓國，必然得出對台灣歷史擴充、擴張的補充，可是一方面它削弱了其所對照的，他國歷史的厚度、複雜度，二方面片面的解讀很可能形成誤判。面對必然有缺陷的「理解」，那麼在對話關係中，我們如何推進？

我認為「創造」的概念在此更加重要。如何創造？對話更是否進一步存在著「創造性？」這是可能的。除了基於自己的立場與他人進行交流之外，某方面也必須顯現出「自己被剝除掉」的部分，顯示「自己被剝除掉」的部分對於彼此之間的了解非常重要。從這次參與的經驗看來，日本作家溫又柔在國籍、語言上的切換感便代表了「自己被剝除掉」的狀態，而這裡的「自己」，顯然與「主體」的概念有關聯。這種從自己的身上褪去傳統國族主義、血統主義、地域主義所構成的「主體」觀念，很可能是東亞藝術家之間溝通的路徑。但是「剝除」與「犧牲」並不一樣，例如我們經歷一趟強烈而有沖擊的旅行之後，我們會在自己的身上產生「陌生的自己」。特別是這個旅行是在東亞的「鄰居」的場域，又與完全的異國情調不一樣。

隔壁與遠方的概念不同，台灣詩人羅智成曾說過，遠方是陌生的地方，而隔壁是那種既熟悉卻陌生的人、地方，有些鄰居雖然住在我們隔壁，可能共用一個水塔，可能天天擦身而過，可是我們對住在隔壁的鄰居卻經常默然。因此，這次r:ead #3活動最大的特色，是在隔壁、鄰居的基調上面，探刺彼此的同中之異，並從「隔壁」的概念中尋找自己。例如此次r:ead #3藝術家對於國際移工議題共同的關注，對紀錄片拍攝方法的共同關注、對國家、國族、國語議題的關注。彼此在關注這些議題的同時，又能看到彼此之間隱性的關係，例如大川景子的印尼移工拍攝，Mix Rice對印尼移工村落的參與，加上台灣蘇育賢的印尼船歌。種種顯示出東亞在勞動體系全球化過程中的共同處境。在這樣的共同性之中，我們如何更具創造性地、機動性地、去階級化的對話，至關重要。

最後，我要再次引述白永瑞的「作為感知的東亞」觀點，來作為創造性對話的參考指標。東亞之間藝術家面臨的來自於自身創作處境，也來自於其各自所面對的社會處境，這樣雙重性有其傳統的一面，所面臨的其實也是現代主義式的個人—世界的關係與想像，但這樣的感知描繪是建立在傳統的、笛卡兒式的單點透視法裡。但是從「作為感知的東亞」觀點看來，東亞的人、事、物本身即可能成為感知的物件、對象，但其方法卻不是笛卡兒式的單點透視法，而是在彼此的「折射」之間找到另一個自己。因此，「作為感知的東亞」作為一個大命題，很可能可以把東亞類似的人、事、物、歷史、時間感、經濟處境、戰爭等共同議題納入創作議題裡面，並進行共同、合作的創作及對話，這是我對於r:ead #3計劃的心得以及對後續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