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市.游动民
r:ead 总监
龚卓军
2013-2014年,我在东京参加过第二届的「东亚对话驻村计画」(r:ead)之后,其中一个感想是:由於帝国战争与殖民的关系,要讨论东亚的连带关系,的确是不太容易。但是,第三届的r:ead决定从东京移动至台南举行后,的确让我在想法上产生了一些变化。我把思考转移到了亚洲的城市,以及在城市中的游动民。
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宛如走路的速度》中曾说:「对定居一地的人来说,那些被称为『移动民』、『漂泊民』的人们,是一群另有价值观,以及宗教观、技术、医药(有时是疾病)、艺术的他人。」同时,他也针对媒体的存在理由指出,「透过与非定居民的接触,定居民的文化虽然得以更趋成熟,但以同化、安定为目标的定居民当权者,那样的存在乃是一种难以掌握的威胁。」他因此主张,「媒体(包含广播)都应该立志成为游牧民族,当即任务则是从外部持续批判内部,让定居民的社会更加成熟。」当然r:ead的目标并不是成为一种媒体平台,而波特莱尔(C. Baudelaire)的现代性所强调城市的閑游者(flâneur)已经被赋予太多的欧洲美学包袱,那麽,或许r:ead 3是一个机缘,让我们以宛如走路的速度,重访亚洲的城市,以及生活劳动於其间的游动民,以便重新思考「现代性」在东亚脉络下的繁复腔调。
为什麽特别要强调游动民呢? 除了亚洲当下的外劳、移工、移民、异国婚配外,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也的确加快了跨国移动的频率与速度。但是,若回顾现代时期的屯垦史、殖民史、战争史与冷战结构,因为屯垦殖民事业、战争调度与意识型态对决而促成的特定游动状态,亦有其长远的历史。换句话说,游动虽然促成自由、无支配,但亦有可能是扩张的起源。
这个观点,亦可以在柄谷行人的《哲学的起源》特别强调游动性的移民社会,才具有Isonomia(无支配)政治经济体的构成要件。他说,「Isonomia(无支配)为什麽肇始於爱奥尼亚诸都市?因为这些地方的移民切断了从前氏族、部族的传统,放弃了过去的束缚与特权,创设了新的盟约共同体。比较起来,雅典或斯巴达这样的城邦是由氏族的盟约共同体形成的,强烈残留着旧有的氏族传统;这些传统成为城邦中的不平等与阶级对立。在这样的地方想要实现 Isonomia,顶多只能够变成 Democracy──也就是多数决原理的支配。」换句话说,即便是今天的代议政治,若是被政客、门阀或财团把持,而不设法切断这些不平等与阶级对立的来源,代议政治不过就是多数决政治,在代表席次上的少数,实际上却可能是大多数底层劳动者或一般公民的异见,不可能透过生活实践与对话的基础,进入政治的议程。
在台湾崛起的马来西亚导演蔡明亮、缅甸导演赵德胤最近的电影《郊游》、《海上皇宫》,不约而同地呈现了城市中游动民的流离状态,这种真实而有力的边缘性存在,不仅是当代艺术叙事的崭新能量,也正是r:ead 3在台南想要尝试进行对话的焦点。
我们要不要让当代艺术重新回到游动民的位置,回到因为殖民、战争、冷战或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下,曾经被消音过的这个位置,寻找游动民们在亚洲城市中,仍然隐匿无声的脚步与踪迹呢?让我们暂时走出工作室和书房,移动我们的脚步,在城市的对话中,在故事的轮廓逐渐浮现时,展开我们的新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