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封不动重现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再现都不过是暂时性的，并且受各式各样的诠释所左右。而事实本身早已不再对我们任意倾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今已经来到了一个必须面对历史生产过程的时代了。（雪莱・瓦里安/Shelley Walia）
接到相马千秋小姐的来电，询问是否有意愿参加第三次于台湾・台南举办的「r:ead」活动，大概是七月中旬的事情。
──温小姐，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做为日本艺术家代表前往参加？
自己身为小说家却以「艺术家」的身份，受邀参与「r:ead #3」，感觉有点难为情，不过比起此点，我以「日本」代表的身分参加，这个事态更让我感到一阵轻微眩晕。
因为，我是在「日本」成长的「台湾」人。因此，不论是「日本」还是「台湾」，两者既都是我的国家，也都不是我的国家，我的身份让我同时感受到这两种感觉。
要特别强调的是，我说明自己身世，触及自己是日本长大的台湾人这个要素，并没有想要以自己是日本长大的台湾人「代表」，这样的身份来进行论述。
「日本人」、「台湾人」。或者是「日本长大的台湾人」。
不管是何者，我都不认为自己有能耐可以作为代表。由我自己来看，光是要「代表」我自己，就已经精疲力竭，感到相当的负担了。这样的想法，我也确实告知了相马小姐，对方的反应却是既迅速，又让人感到温馨。
──正因为温小姐身在这种处境又有此种想法，我认为更应该邀请您参加。
接下来话题就转到，我希望由谁担任自己的策划人。首先浮现我脑海的，便是大川景子。
大川是『异境中的故乡— 52年望中犹记 作家 李维英雄的重访台中』（2013）纪录片的导演。
透过制作这部纪录片作为契机，我们才彼此认识。制作当中，她几乎都是一个人自己负责摄影、剪接工作，完成后初次观赏这部『异境中的故乡』时，内心一阵感动。与被摄者间保持的距离，透过剪辑素材建构出的感性……她身为影像作家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深刻打动我心。很幸运地我也作为『异境中的故乡』的相关人士，与大川导演共同出席了纪录片的上映会。透过各地巡回上映的机会，我们之间也迅速熟稔起来，在一起度过的时光中增进了彼此间的理解。
我与大川导演，其实都更倾心于，不是由权威者论述的大叙述历史，而是由带有匿名性的个人史积累形成的历史。大叙述的国家、民族历史无法汲取无数个人的情感。而个人的存在，却是一个压倒性的事实，将个人的感触、情感加以琢磨，便会如波澜万丈般，栩栩如生地拂面而来…。
个人性的事物之中包摄着历史。
并不是为了描述历史而引用个人的经验，而是因为有个人的存在，所以历史才会存在。
确实，这正是我与她二人的基本思考方式。
与其作为策划人，不如说想与影像作家或者纪录片导演，也就是作为作品表现者的大川景子，一同参加r:ead #3。提出她的名字后，相马小姐也认为能作为我伙伴的，大川确实是不二人选。当天我便写电子邮件询问大川，没过几个钟头便获得大川回信，迅速同意与我一同前往参加r:ead #3活动，当时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2014年9月30日，与大川在成田机场集合，搭乘同一班机出发。相马小姐等工作人员们提早一天就抵达台北，因之，这天彷佛是我们俩人的旅行一般。不過，在台北・桃园机场的入境海关前，我们不得不暂时我分开。每次与日本朋友到台湾时总是如此，朋友们在「外国人」区域列队，我则排在他们一旁的「本国人」队伍最后一个。换句话说，我到今天为止，在日本仍然被当「外国人」来处理。手上握着封面印有中华民国（Taiwan）的护照，脑中想着，我也算是「异境中长大的孩」吧。
分别完成「入境」与「回国」手续，两人再次合流，走出机场的抵达大厅，迎接我们的，便是这次r:ead #3活动中，对我们而言不可或缺的叶佳蓉女史。
她能说流畅英语，也能说少许韩文，更讲得一口俐落的日语。后来才知道，教导她日语的，是她日治时期受过日本教育的祖父。在桃园机场的入境大厅，因为初次见面带着些微紧张彼此打过招呼的三人，完全无法想象，就在几天之后会于台南的国立台湾文学馆彼此畅谈自己的祖父。
大家都称叶佳蓉ZOE，幸亏有她担任我们日本组的口译兼导游，我们才得以窥见一部让我们感动不已的作品。ZOE敏感地察知了我与大川的直觉、感触、情感，顺利地成为我们对话的对象。再三强调这次r:ead #3活动中ZOE对我们而言，是远超过一位通译的存在，应该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2014年10月11日最终发表，透过ZOE的口译，发表了我们如何与那部作品相遇，以及相遇之后我们又展开什么样的创作经历。
因之，＊号以下的文章，便是针对当时发表的原稿进行修正与添加的成品。与会议记录多所重复之处，尚请见谅。
＊
距今71年前的1943年，〈玉兰花〉（日文为〈白木莲〉）这部小说在台湾发表了。
作者是呂赫若。他在日本统治下的台灣接受教育，以日语写下〈玉兰花〉，这部叙说来访殖民地台湾的日本年轻人・铃木善兵卫与一位当的七岁少年，虎坊相遇的故事。
台湾的女性与孩童们都对从日本内地来的「铃木善兵卫」投注以憧憬的目光。铃木带着象征近代的照相机漫步，将满溢南国风情的台湾风景与人们的身姿，一一拍摄下来。村里的人们对铃木充满向往，而铃木也在绿意盎然的自然之中，心情惬意地与村人们相处生活。但是，某天他突然患病，而且村子里的医师无法进行治疗，因此非得返回日本内地就医不可。
铃木不过只是殖民地台湾的短期逗留者。证据便是，他虽然拿着从日本带来的照相机，透过机械式的镜头观看台湾的风景与人群，但最终他自己却无法留在这片风景之中。
这个故事，作者吕赫若是透过七岁的少年，虎坊的眼光来进行描写的。
更正确地来说，应该是已成年的虎坊，回忆少年时期铃木逗留村庄时的往事，以这样的形式来撰写的。
成年后的虎坊手边，还留着自己七岁当下，铃木善兵卫短暂逗留村庄时遗下的二十几张褪色照片。这些全部都是铃木拍摄的相片。
而拍摄者铃木的身姿，却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张照片上。
但是，这些没有拍到铃木身影的众多照片，却让叙述者强烈感受到一个事实，那便是过去铃木确实到过这里。
……其实，我还没读过这部作品。
我只知道方才说明的故事大纲而已。
我是透过一本名为《帝国的太阳下：日本的台湾及南方殖民地文学（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的学术书籍而熟知这本小说的存在。
这本学术书籍原文为英文，作者为阮斐娜（Faye Yuan Kleeman）。是一位任教于美国的台湾女性。
几天前，林欣怡曾说，对r:ead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口译者的存在。她如此形容：在一个空间之中，各式各样的话题，以各色各样的言语描述；口译者们驱使的言语，则宛如飘荡的妖怪一般，在不同文化之间穿梭游荡。我也完全赞同她这样的形容。
我身为在日本长大的台湾人，透过原本以英文撰写，后来又被翻译为日文的学术书籍，得知了日本统治时代的台湾人以日语书写的小说。
现在回头想想，这样的情况宛如就是r:ead般的体验。
我透过阮斐娜的书，进而想要阅读1943年12月刊载于《台湾文学》，篇名为〈玉兰花〉的小说。
那约莫是一个月前的事情。
实际上，我最初并非为了找寻吕赫若的原稿才前来台南。纯粹是在偶然之中得知，台南有一座「藏有许多日治时期以日语书写的文学作品」的国立台湾文学馆，那时便想着，如果有幸造访这座文学馆，或许便可以看到吕赫若的日语原文〈玉兰花〉，当初完全是一派轻松的想法。
透过ZOE的帮助，经过事前调查，知道了馆藏确实有《吕赫若日记》，但不知是否有〈玉兰花〉。
即便如此，还是抱着先前往一探的想法，在ZOE的引导之下，协同大川导演三人，一同来到文学馆。
文学馆内藏有从昭和17年到19年，也就是西元1942年到1944年之间的《吕赫若日记》，以及其他刊载于文集当中，如〈牛车〉、〈风水〉、〈邻居〉等在日本难以取得的吕赫若其他作品。
但是却没找到最重要的〈玉兰花〉。
不过这样对我而言已经非常足够了。特别是能够一窥复印的手写《吕赫若日记》，便已然饶富趣味。
吕赫若使用一种对日本人而言再熟悉不过，日语称为「当用日记」的三年份日记本，写下纪录。这种日记本共有三年份，附有相同的日期格式，每页都以直书样式撰写。与我一同翻阅的大川导演，说她祖父也采用相同形式的笔记本来书写日记。听到她的说明，让我不禁想象，自己的祖父或许也是如此。
最初，抱持着想在日记中搜寻是否有日语版〈玉兰花〉的相关记述，不过翻着翻着却忘了初衷，开始热心的追随着吕赫若的手迹阅读。「困到不行」、「那家伙根本是个乱七八糟的人物」。
比起文学观或者哲学那类高尚的论述，类似这种真情流露的书写，反而更加有趣，我和景子俩人会心一笑。果然撩起我们关心的，还是这种极度私人的情感。在这个当下，我们确实触及了远在时空彼端，一个名为吕赫若的人，他的个人情感。
在这种感触下，一边翻览吕赫若的日记时，ZOE则告诉我们「如果想阅读〈玉兰花〉，倒是有中文翻译本」。
《短篇小说卷・日据时代 吕赫若集 冷酷又炽热的慧眼》（前卫）
《小说全集 吕赫若 台湾第一才子》（联合文学）
ZOE抱来了两册书籍。
虽然找不到日语原作，不过眼前却有该篇小说的中文译版。
对于这种状况，内心涌出一股不可思议的感受。
所谓这种状况，就是吕赫若原本以我最擅长的言语，也就是日语撰写的作品，现在则以中文版的姿态出现在我的眼前。
原本就以中文书写的台湾小说作品中，有好几部我一直想试着阅读看看。可惜我的语言能力尚有不足，最终仍得依赖日文翻译版。每次品尝阅读翻译成日语的中文作品时，我总会有这样的感受。
如果我是在台湾长大，就不需要这样绕一圈远路了。
可是，吕赫若的情况不同，作品原文是日文。
所以想要阅读原文的话，就必须要理解日语。
以中文为母语的台湾人，反而需要绕远路。
不过我是以日语为母语的台湾人。所以，我能以更直接的方式接触吕赫若的〈玉兰花〉。
可是现下，摆在我面前的只有原本是日文〈白木莲〉的中文版本〈玉兰花yu4 lan2 hua1〉。
确实，这是二战之后为了研究台湾殖民地时期文学，而翻译成中文版本的作品。
转换成繁体字的〈玉兰花〉，使吕赫若与我的距离，既远又近，既近又远，浮荡着一股若即若离的感受。
实际上，到这个时点为止，我还未能领略两种不同中文版的〈玉兰花〉，各自具何种重要意义。对我而言，只是要选读一本，或者对两者都进行中文解读，然后来想象我没找到的吕赫若日语原版文章的模样。我开玩笑的提议说，干脆，我自己来翻译一个版本吧，这时候ZOE才告知我们，这两个不同版本其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趣。
依照ZOE的说明，中文本存有「熟习日语的人阅读起来，到处可以感受到日语气息，但严格来说却不是标准中文」与「为了让完全不懂日语的读者也能顺利阅读，以更标准的中文进行译写」的两个版本。
换言之，对于只有单一日语原作的中文翻译版本，因为翻译的时代、社会与政治背景脉络不同，而产生了相异的变化。
此时，大川导演提议：
不如这样，采用现在找到的两个〈玉兰花（yu4 lan2 hua1）〉版本为基础，然后小温试着来写一个自己版本的〈玉兰花〉，或许会更加有趣。
景子说明，这与其说是翻译，其实更属于一种创作。
比起把中文翻译成日语，这个过程更依赖小温驱使自己的想象力来解读，接着把这个故事写成自己的小说，这样不是应该会更为有趣？
这个提案，就这样「碰」地一声，掉到了我的头上。
比方说，要对日本读者介绍过去台湾曾经有这么一位以日语创作小说的作者，以转介为目的的话，应该有比我更为合适的译者。
此外，如果是要研究吕赫若究竟写了什么，那就必须对两种版本的〈玉兰花（yu4 lan2 hua1）〉，进行透彻而严密的比较与检证。
不怕说出来，不管上述哪种方向，都不是我的目标。
实际上，我会希望接触吕赫若、周金波、陈火泉等受过大日本帝国皇民化教育世代的台湾人作品，希冀的只是能够透过他们来理解自己的祖父母，可以说是极端个人的愿望。
在此，请容许我稍微提及一下我祖父的故事。
我的祖父，在我出生之前就过世了，对我而言，我称之为「阿公」的人，其实是外祖父。
现在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已经快九十岁了。
在我孩提时期，阿公经常观看NHK直播的大相扑或甲子园比赛。在千代之富士（译注：千代の富士 贡/ Chiyonofuji Mitsugu，日本著名相扑力士，第58代「横纲」，活跃于1970～80年代，或又译「千代富士」）活跃时期，教我「横纲」（よこづな/ yokozuna）这个日语词汇的，就是阿公。
年幼的我，对于住在台湾的阿公，却比生活于日本的双亲更熟悉日本一事，一点也不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我以为，阿公就是这样的。
阿公比我父母更热心地阅读我在学校埋头苦写的作文或日记。作文能被阿公称赞，对我而言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阿公七十岁的时候过世了，当时我还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所以，当我后来知道有《多桑》这部电影时，阿公已经不在人世。
大学时期，我很热衷跑附近的录影带出租店，知道《多桑》这部电影，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以中文发「Duo1 san1/ ㄉㄨㄛ・ㄙㄤ」的音，其实是很奇怪且不具意义的一个电影片名，因为实际上这是源自日语中的「お父さん」（otousan，即父亲之意）。「多桑」就是以中文字表示日文父親「とうさん」（tousan）的發音。
吴念真（Wu2 nian2 zheng4）导演——对日本人说明，就是那位在电影《一一》中饰演洋洋父亲的演员，可能就有不少人能够理解——在这部台湾电影中，描绘一个于日本统治时期受过高度教育的台湾本省男性，于二战后在日常生活上的悲哀状态。
在国立台湾文学馆的阅览室，桌上摊展着吕赫若的作品，一边与ZOE谈论自己的祖父时，便让我想起了《多桑》这部电影。
我的阿公与ZOE的祖父，笼统地来说，多少都属于《多桑》那个世代的人们。在会场上，与我大约同时代的台湾人，或许也有人抱持与我相同的想法。
某天，我与ZOE聊起祖父们教过我们的日语。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自己还在就读幼稚园，出门时大声说了「出门去」（いってきます），，就会被阿公训斥，「一个女孩子家，应该要说『我出门了』（いってまいります/日语中较有礼貌的说法）。
正如大家所知，在现今的日本，即便女性讲「出门去」，人们也不会觉得有何不妥。
ZOE也告诉我如何从她祖父那边学到「sports」的日文是「运动」等的故事。
——所以我长大之后，决定要自己重新学习日语。
我与ZOE回忆的祖父辈日语，多少都带有点古老的感觉，事实上也理应如此，因为他们所操用的日语，毕竟是1930年代至1940年代这个时期所习得的。
1945年以后，台湾的国语，不再是日语。
之后，如众所周知一般，在日本统治时期，特别是对受过高度教育的男性知识份子而言，一个悲惨时代正要展开。
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为了反攻大陆，在台湾全域施行了戒严令。仅在几年前，台湾还在雷厉风行的施行皇民化教育，只要经历过这段教育的人们，都被当作被日本奴化的人们来处理。
我的双亲出生于1950年代，如同上一个世代因为身为大日本帝国皇民而学习日语一般，他们这个战后世代也作为中华民国国民而学习中文。
仅仅半个世纪。如果以世代计算，不过是三个世代，在这当中，台湾的历史已经经历了如此复杂的割裂。当时还只是孩童的我，自然不会知道，能够讲比自己双亲更为流畅日语的外祖父，也就是我的阿公，不管是他的上一世代还是下一世代，根据大家与「日本」关系的深浅不同，都或多或少对我阿公的世代表现出轻视的态度。
与ZOE谈话后，发现更饶富深意的一件事，便是不管在我家或她家，都尽量不会触及有关政治的话题。举例来说，对「日本时代」进行评价时，父子双方站在一百八十度相反的立场上，每当谈论这样的话题，家中大概没办法维持平和与安稳吧。
我想起了与我母亲同年龄的，某位在日台湾人女性，曾经说过这样的往事。
她的父亲，因为她与外省人谈恋爱而激怒不已。
（外省人指，1949年以后与蒋介石一同来到台湾的人们）。
这成为她与那位恋人分手的原因之一。之后，因缘际会之下，她另外认识了日本男性，并展开了交往。那么反对她与外省人交往的父亲，当她要与外国人的日本人结婚时，却直截了当，很爽快地答应了。
她父亲似乎也快九十岁了。
她提及，返乡见父亲时，都会注意不要提起政治相关的话题。
「我父亲患有心脏病，不能让他太过兴奋。可是只要一提到政治事务，因为他还是有许多看不惯、无法容忍的事情，所以一定会激动起来」。
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刺激让她父亲如此激动呢。
究竟，是谁迫使她父亲，或者我与ZOE的祖父们，必须忍受这种不得安稳的沈默呢？
顺带必须要跟大家告解一下，为了成果发表会，主办单位给予参与者的两天的准备时间。我这两天都长时间待在台湾文学馆的阅览室里。一边面对着吕赫若，一边不断思考着我阿公世代的人们。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两天，直到10月9日，才随r:ead #3的成员们一同前往高雄。
高雄应用大学杨雅玲教授为我们导览了高雄的市镇，大家来到一处被称为「逍遥园」的地方，在茂密苍郁的树林中，看到一座几乎已经化为废墟的大宅。这座宅邸，是一位与大正天皇女儿结婚，名为「大谷光瑞」的人所建造的别墅。听到杨老师说明大谷「和日本皇家有关系」，我对「皇家（huang2 jia1）」这个中文词汇的音声，不知为何总有一股不祥的感觉。现在伫立在自己眼前的这座废屋，是当时大谷当作别墅的家宅。杨老师的话语继续，「这里是眷村的时候……」
杨老师的这段说明，以日文来理解的话，应该是「当时这里还是军人眷属居住的村落……」，这句话在我心中惹起一阵波澜。「眷村（Juan4 cun1）」对日本人而言，是不太熟悉的一个词汇。
「眷村」是指军人居住的村落。与毛泽东率领的共产党进行内战，在这场国共内战中战败的蒋介石，带着大量的军人终于来到台湾。因此被迫从大陆离开来到台湾生活的军人，数量相当庞大。「眷村」（译注：原文以平假名「」表示），便是这些军人们群集、生活的聚落。杨老师一边指着「逍遥园」的废弃房舍，一边说明：在某个时期，这里住着约一百户的军人家庭。
我不得不感到一阵恍若眩晕般的感受。身为日本皇室亲戚的大谷，他在殖民地别墅度过悠然生活的住家，之后却由被赶出大陆，日夜梦想着能够归乡的军人们，以上百人的数量拥挤地居住着。这两天，在台湾文学馆里，满脑子思考着像祖父们一样的本省人——也就是1945年以前就住在台湾的人们——的悲哀，醉心于此的我，面对着眼前「逍遥园」的荒废建筑，以及围绕着它的历史经纬，使我感受到一波冲击。
与祖父同一世代，但却述说着完全相异故事的台湾人们，他们的气息，在此处鼓动。
当然我对于台湾的省籍矛盾问题，特别是祖父世代的本省人与外省人间的对立，只把它当作一种知识来理解。但，在这个当下，我却被矗立于眼前的这个，一眼望去，极其平凡的台湾风景所动摇。
与此同时，又唤醒了我另一个记忆。
那是发生于r:ead #3，可以说是这个活动折返点的10月6日这天。当天下午，我与林牙牙等，透过台湾工作人员的导览，造访了火龙果田与渔村，度过了令人愉悦的半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于台南艺术大学徒步圈内的大崎农村。那时候大家正在散步当中，当地风景彷佛曾祖父母过往的居住之处，让我感到还念不已的闽南式房屋接连不断，微风轻抚着田野，山峦层迭翠绿葱郁的小径，就在路旁，人们搬出板凳坐着，他们似乎是住在附近的居民们。台湾工作人员之中，有人以台语和她们攀谈。
——阿姨，这些人是远从韩国、日本、中国来的喔。
听到对话的两位年长女性，腼腆地微笑着。
——阿姨，妳们还记得日语吗？她们是日本人。
我听到某个人，以台语这么询问居民。在这个瞬间我突然有股沈不住气的感觉。我对于那些日本人诉说自己于台湾旅行时，遇到能以流畅日语和自己对话的老人们，而且还接受他们亲切地款待而感到感动不已的经验时，虽然做出这些叙述的日本人不怀恶意，但我听了总是抱持着复杂的心情。站在大崎农村的我，从旁观者看来，大概就是类似这种日本人吧……对于这件事情我突然有股无法释怀的痛苦。不过，与我预期相反，老妇人们竟然回答，她们全然不会日语。
——因为在战争的时候，我们都没办法去学校吶。
……稍微思考一下，便察觉这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日本统治时期，虽说后期有皇民化教育，但家境属于能够接受高度教育的，只是相对稀少的一小群台湾人而已。女性的话，人数就更为有限。虽然脑袋中可以理解这样的状况，但面对与祖母同世代的老妇人，且她们全然不理解日语，这个事实，仍然使我深刻感受到自己所认识的「台湾」，其实非常有限。
我所思考的，是想透过吕赫若与自己外祖父，将他们被历史封锁的声音撷取出来。不过我也自我戒慎，即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不可以去抹消或者践踏其他的人们。换言之，在组构起本省人的故事时，必然得面临他们因为某种历史必然性而不得不憎恨的外省人。但，我们绝对不能过度简化，只把他们单纯地视为祖父们的敌人。此外，即便同为本省人，我也不愿意漠视没有机会学习日语的人们。
1945年以后，外祖父的日语被历史尘封，弃置。
但，当我在面对被迫沈默的外祖父所感受过的痛苦时，并不愿意只倾听身为自己亲人的外祖父，或者与外祖父有类似经验的人们的声音。更何况，我绝对不愿意高声疾呼这些经历就是历史的「真实」。
我透过参与r:ead #3所获得的，不仅只有吕赫若而已。
透过「逍遥园」与大崎农村的经验，让我更加强烈地规训自我，当我想要面对祖父生存时代的台湾时，必须要更为「文学性」。对我而言，「文学性」就是指苏珊宋妲所强调，「要与陈腔滥调的言说或单纯化进行战斗，要认真的处理复合又暧昧的现实」，这样的态度。
在经历过上述的情境，重新反问自己身为在日本长大的台湾人，自己与日语的关系如何时，仍然还是得回想起以日语疼爱着我的外祖父。或许这样的说法有点奇怪，但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日语，会不会是来自外祖父的「隔代遗传」。
现在，如果外祖父理解我目前的思维，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可是，我已经没有机会再度聆听外祖父的声音了。
我想要阅读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人以日语书写的小说，是因为希望能从中感受到外祖父的气息，这其实才是最重要的理由。
或许大川导演直觉地嗅到了我这样的想法，所以对站在吕赫若中文版〈玉兰花〉前却手足无措的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玉兰花〉的翻译有两个版本，各自使用的中文，都对照着翻译时代的背景脉络。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当下这个时点，小温将阅读后得知的内容，以自己的语体来重新应答表述，那不正是最合适的创作方法吗？
结果，因为在这段期间找不到吕赫若日本版的〈玉兰花〉（日语版〈白木莲〉），反而让我振作奋起。
那就像铃木善兵卫遗留下来的几十张照片中，没有一张照片拍到铃木自己，却也正因如此，铃木的存在感反而更加鲜明，这似乎非常类似我所遭遇的状况。
正因为缺乏日语版原作这个契机，我虽然不是文学研究者，也不是翻译者，但终究是一个「文学创作者」，我以这样的身份，透过自己的语汇，重新创作吕赫若的〈玉兰花〉。
这便是我滞留台南的这段期间，心中涌起的，一股有如希望般的欲望。
我想投入时间，来完成这个欲望。
……最后，在台湾文学馆闭关一天后，我完成了一篇短文。是以日语写成，接着委请ZOE协助翻译成中文，再以此中文版为基础，与ZOE一同翻译成台语。我想尝试着朗读这篇文章。台语，与中文一样，都是在我学会日语之前，幼年期听惯了的语言。中文是我就读大学之后，才当作第二外语重新开始学习的，但，我却没有修过课学习台语。这也是我第一次以台语进行朗读，敬请大家聆听。
＊
从台北回到东京后，大概已经过了两周。时序已经到了早晚都感到冷冽的时期。
我两册一套，厚重的《吕赫若日记》放置在身旁，我又重新思考了关于外祖父的事情。更正确来说，应该是思考了祖父辈们的事情。
祖父、阿公、哈拉波吉（韩语的祖父，할아버지）、爷爷……那天，当我朗读的时候，背后的萤幕上以三种语言映照着朗读的文章。
「原文」为日语，由ZOE译为中文，接着赵纯惠女士只花费一晚，便协助翻译成韩语。
日本、韩国、中国，以及台湾等地的人们，听到我拙稚台语的瞬间，仍愿意包容，实在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事了。过去也有多次机会朗读含有台语的文字作品，不过，虽然只是一篇短文，但全部以台语发声朗读，这却是首次经验。发表前一夜，在文章写成后，我与ZOE连家也没回，持续确认我的发音。ZOE热心地倾听我的台语，包括声调、语尾的「n」与「m」的区别等，针对各部分进行仔细的检讨指导。在反复练习的过程中，突然ZOE低喃到，温小姐，其实我的台语发音，可能也不见得完全标准……我立刻回答，请无须担心。
——没关系。因为我想发表的，并不是「正确的」台语。只是想以我自己的台语，来进行朗读。
在这个当下，听着眼前ZOE发声念出的台语，再转换为自己的台语，如此的过程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即便朗读之后，有人指摘我的台语有些奇怪，那也不是ZOE的责任，而是我自己的责任。对于这样的状况，我自己抱有相当的觉悟。
正因为如此，当安素贤女士提出：
——在妳朗读的声音之中，可以感受到妳的思考、想法、感受，全部都压缩在里头。
收到如此评价的时候，让我颇为讶异。
——你，将自己内心的悸动，以台语朗读的声音包覆。此外，无法完全由妳语言包摄的东西，也透过妳的伙伴，也就是景子的摄影机这双眼睛，而得以被撷取出来。
关于此点，我也有着相同感受。
当由大川氏拍摄的，我自己的身姿影像被打在萤幕上时，便栩栩如生地唤醒了当初面对两种中文版本〈玉兰花〉时的兴奋感。在国立台湾文学馆与ZOE对话的自己，比想象中更为喧扰。影片中的那几分钟，因为现场花费相当时间反复以言语进行讨论，本来以为自己其实相当冷静，意料之外却非如此，这也让我感到一阵羞赧。初次与〈玉兰花〉接触的那个瞬间，透过大川氏的摄影机被记录下来，这样的事实，加上之后我参考〈玉兰花〉再创造成我自己日语版的〈白木莲〉，整个过程对我而言，其份量愈益沈重。
（发表时，为了帮助听不懂日语的听众理解我与ZOE的对话内容，我们也在画面上打上英文字幕。对于能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确实掌握我们的表现意图，并且能够迅速进行翻译作业的田村Kanoko氏，我感到万分感佩。真的非常感谢！）
正因如此，当安素贤女士给予上述评论时，让我们感到非常欢欣鼓舞，也为我们灌注了相当的勇气。同样来自韩国，mixrice的赵智恩（音译，Cheo Ji –Eun）女士，也针对我们的发表，提出一段令人难忘的话语。
——将历史中确实存在的声音纤细地汲取而出的行为，与解开僵固的东亚关系息息相关。今后，我也想与你们一同探究这个范畴。
之后，赵智恩女士还对我说，聆听妳对阿公倾诉的声音，让我也想起了自己的哈拉波吉（韩语的祖父，할아버지）。
……在这个写作的当下，对于我无法将安素贤女士与赵智恩女士的话语，以她们所发出的声响，换句话说，也就是无法以韩语向读者再现，让我感到些许的焦躁。在r:ead #3活动期间，安素贤女士与赵智恩女士的话语声，那股流淌入我耳内的韩语声响，给我一种既怀念又亲切的感受。对于一种自己全然未解的语言，却能抱持这种感觉，这还是头一次（当然，也有可能因为说话的人是安素贤女士与赵智恩女士，才让我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智恩女士念出我的名字，发出On・Yu・Ju（原文以片假名表示）的声音传达至我耳内，以온 유쥬标记方式表达自己姓名的世界，确实存在于这世上，让我内心感到彷佛有股暖流通过一般。。
온 유쥬
On・Yu・Ju（原文为日文片假名オン・ユ・ジュ），在「温又柔」这祖国自里所具备的两种发生音响中，与中文的「ㄨㄣ・ㄧㄡˋ・ㄖㄡˊ/Wen1 You4 Rou2」完全不相似，却与日语的On・Yuu・ Juu（原文为片假名オン・ユウ・ジュウ）极为相像。
如果我在出生的台湾长大，名字应该就会读成「ㄨㄣ・ㄧㄡˋ・ㄖㄡˊ/ Wen1 You4 Rou2」。不过，我却是以日语发音的On・Yuu・Juu（オン・ユウ・ジュウ）在日本成长。
并且从日本前来参加r:ead #3。
这样的我，以台语发表一封给祖父的信，并且朗读给来自韩国、日本、中国、以及台湾的人们听，现在回首思考，对我而言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特别是龚卓军先生，在听过我朗读后，他谈起自己父亲时，声音中还带着些微的颤抖。现在想起那情景，仍激烈的动摇着我的内心。
回到东京后的现在，我对于日本、韩国、中国以及台湾……这些目前生活在东亚的朋友的祖父们，有着想更进一步去理解他们想法。生活于东亚的我们，透过互相交换祖父们的故事，或许就能试图相互理解而展开对话……对我而言，r:ead #3活动给了我一种「这个崭新旅程即将展开」的预感。
以「国家」为单位讲述的「历史」，等于是强加于我们的个别故事。
我比过往更加强烈的感受到这股危机感。我们是否应该从「国家」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取更多的自由？
只有自己所属国家的叙事才是历史的「真实」。
以「国家」为主体叙述的历史，有时会把现在正生存于东亚的我们切割分裂。若以这种思考作为理解基础，当邻国人们出现围绕「真实」进行争论、相互竞合的状况时，单纯以「国家」单位进行自我阐述，肯定会发生认知上的断差。如果我们人类只能做到如此，那放眼可及的，将只会是一片荒芜的光景。
面对东亚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更强调「个人性」一些。如果太顺从于「国家」强植于我们的叙述，便会无法倾听邻国正在奋力生活的友人们的声音。这样的状况，实在使人备感哀愁与寂寥。至少对我而言，不管对方以何种言语诉说，我都愿意以全身的感受性，尽可能地去侧耳倾听。是的，就像在r:ead #3相逢的朋友们，他们也倾听我的话语一般。
November 2,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