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的形象:听与谈

金智善是横断社会严格的系统的界线,对在之间产生的空隙中尝试一种抵抗举动的艺术家。她在东京与首尔体会到了代议制民主主义下的妙趣选举。在她迄今一直致力的“虚拟”的空间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平台”这一主题。东浩纪先生在《一般意志2.0》中所描述的“没有交流的新民主主义可能性”在第二次逗留时作为主要的关键词而诞生了。来自东亚四个地域的参加者们同时谈及到了自己国家的民主主义危机。因此,我认为东先生的想法确实是超越语言与国家的有魅力的新政治可能性。最近,东先生在关于大阪市长桥下彻“当时慰安妇是必要的”的发言的twitter,曽在韩国以“东浩纪的妄言”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我不知道他对此有何想法呢。以交流不可能性作为前提而进行的所谓国际性活动当中,一般以英语为共同语言。但是,在r:ead当中,参加者都采用了母语。说是不完全交流这种隔壁,倒不如说给了我们一种越境尝试的余地。结果是,我认为能解读(read)相互之间的差异的对话(dialogue)最终成为可能。实际上,包括我们结识了《一般意志2.0》的韩语译者安天先生等,在很多人的知性成果的帮助下,打破既有的认识,能了解到日本社会。

关于东京的首次发表的时候,在考虑到今次的调查,发表了关于与金智善一起思考的匿名性的内容。金小姐展开了运用韩国门户网站的形式的思考结果。发表后,由于匿名性的原因,听到了担心其所产生弊害的声音。有类似日本与韩国的网络右翼所表示法西斯主义般的前兆的例子,Aaron Swartz遗憾的死亡与“匿名”的黑客行动主义活动,唤起了在网络上关于共有与所有、自立与攻击、抵抗与违法的界线的议论。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比起从纠结与危机管理方面上考虑,更希望在构筑世界的次元上考虑此必要性。在韩国, 以“剩余”或者“没见过没听过的人”来形容现实世界中没有存在感的败者,这种说法来自网络用语。如果对于现实这种“意识”水平上,从知识的专门性、权威的限制与费用的增加中产生排除的话,在考虑新民主主义平台的时候,当然应该考虑以这种“无意识”存在的数据作为既存民主主义补充要素吧。

韩国的文学评论家卜道勋在《天启四骑士》上按照阿尔布雷特·丢勒的同名作品,关于面临破局的当下的世界,写下了四种分析。他指出,四骑士分别象征的是,走向自我灭亡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分清敌我的政治想象力危机、平等与不平等的残酷斗争、失去生活与死亡价值的仅生存本身存在的生的政治(附注:在米歇尔·福柯的《监狱的诞生》中描述的主要概念)。金智善通过“善于偷盗”(Well-Stealing)企图颠覆“Well-Being”这种韩国社会的断面,其中关系到分析中的第三个骑士所持的天平。与他人的比较中必须占据优势,或者说不许失败这种强迫的命题在排除威胁生活要素的同时,还排除生本身。Well-Being是以生命这种手段本身为目的的不同的生存面孔。恐怕“剩余”就是从这种生存轨迹中脱落的人们。另外,回到默示录的隐喻,那些人既不是封建社会的“臣民”,也不是近代的“主体”,是无法被称为脱近代的“生命”的某些人。将他们看作东浩纪所说的“作为动物的人类”,或金智善的“剩余”联系起来。金小姐超越网络,从在高円寺经营旧货商店的松本哉与他的邻居,以及从在genron-cafe聚集的人们身上,寻找符合的面孔。金小姐通过这种过程,借用了genron-cafe的答问形式。答问是一种以问题和答案所构成的对话形式,并可以将它看作为一种让自我觉醒或者说是与启蒙有着紧密联系的存在主体化的装置。即使金小姐明白就算失败,她也要以难以回答、或是搅乱回答思路的内容来制作答问。恰巧最终发表日子,又是东亚全体破局可视化的2年前3.11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天。东亚各地域被包括在默示录中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某一部分中。东亚地域能否找到新乐园般的希望呢,答案令人有点不安。

在采访中,东浩纪表示了对“对于在各种社会问题下日本社会的右倾化的批评声音,只会引来内政干涉的争论及敌对的煽动”的担忧,以及指出了“没有问题才是日本的社会问题”。这两段发言,同时令人联想到知识分子天真的态度以及日本社会中脱政治的倾向。不想从政治意识与民主化经验方面讨论问题。所谓的政治,是不同的价值相互碰撞、相互认识的时机与场所。在那里所形成的最为相对的结果,在今天来说称为民主主义。不去回避而是一直与敌对话,将敌对转换为对邻人的友爱这样的乐园没有吗?想起了在高円寺中街坊聚集的“总会有办法Bar(Nantoka Bar)”中所听到话。对、总会有办法、无论如何、总之,结局是在民主主义、政治、社会的周边中迷惑了。何解?是因为不仅民主主义,甚至连现代主义及当代艺术也毫不付出费用地短时间移植的错吗。因此,有几位突出的艺术家们,像返还负债一样的服从于政治的正确性而进行活动。无法付出的费用就只能像那样的社会介入的方式支付吗?舞台艺术制作人小泽康夫在采访中指出“剧场中的公共性即将不存在”,他说到“想在网络上寻找舞台艺术新的公共平台”。无论是网络还是别的场所,总而言之艺术是社会必要的,不是吗?支付费用的方式尽管仍是模糊不清的,但这个未能得出的结论,希望不要是浪漫的思考,而是一直记住这个问题,在5年之后我们还会见面的时候也是,希望还一直记住这个问题。

关于《Oral History》

本次在r:ead中,我展开了名为《Oral History》的项目。这是通过采访街头行人的形式,让受访者说说在头脑中作为知识的二战前以及战中的日本的历史,这样的项目。我在上野公园、阿美横、代代木公园、新宿、东京塔、新大久保与浅草进行约70人突发性的采访 。他们都很配合。采访的时候,我故意让受访者的身份不被限定,仅拍到他们的嘴角部分为止。正如《Oral History》题名所说的,Oral(口)中谈到History(历史),我想发展成影像作品,这样进行了项目。

在r:ead发表的时候,首先我将受访者的口中所谈到的“历史”,发表了尝试按实际年表顺序而编辑的影像。将70人中每人的记忆留下来的“历史”,放在一条时间轴上的话,有什么样的共识,甚至有什么样的Fact的缺失了,我抱着想看看最后的姿态的这想法而进行编辑。结果,比如说,因为更多的人们所谈及到“原子弹投下”以及“袭击真珠港”等在时间轴上被众多的“口”重复,所以我认为这两个史实比其他史实更广为被认知,描述了这样的姿态。而且有数人将“原子弹(日语叫原爆Genbaku)”这个单词说错成“核电站(日语叫原发Genpatsu)”,我对这现象非常感兴趣,像这样的口误与记忆错误出现在数人之中,我认为这是集体无意识的姿态的浮现。而且,我觉得将这种无意识的浮现的瞬间通过影像表达出来,这就是项目的核心。

但是,像这次编辑那样,按照实际年表进行编辑的话,这种口误和记忆失误是无法有效地表达出来,我发觉到这一点。本次项目并非为传达正确记忆的历史的作品,集体记忆与历史认知中究竟如何出错和空白,并将这种歪曲的姿态转化成影像,我认为这样才是乐趣。所以,大多数的人所说的“我完全不知道”、“我历史不好”这种私语及突发性的发言,在编辑的过程中如何有体系的及有效果的放在时间轴上,我认为这是关键。如果我连这样的系统都发明的话,通过接下来采访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素材,我觉得作品会变得更有深度,表现也会变得更丰富。

我还没看得清项目的最终姿态,但我希望不是通过有许多频道的影像装置和存档的形式来展现作品,而是讲究将所有素材放在一条时间轴上,做成单频道的影像作品,能在普通的电影院上映。在60分钟里,“口”与矛盾、歪曲和无知充满的历史,单方面的固执地强迫观众接受。我觉得,这比今天的日本现实更为忠实的“Oral History”的姿态。

2013年4月26日

消解

东亚对话项目第二阶段使我更加感觉到艺术的力量。

在第一阶段对于日本,我是很表面的感受,现在深入了一些,当然还是有些表面;但最重要的是我自己的改变——我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点,并且决心把这个过程发展成为一部影片,拍摄一部内心历程的电影。

第一阶段结束时,我回到国内,那时中日之间的矛盾在升级;作为一个有野心的艺术家,非常想借助这个形势,做一件行为艺术作品,在历史和艺术史上留下一笔。
那个时候的我有些疯狂了!已经不管这个念头的对错,也没有想后果如何,只是想作,引起轰动引起关注就OK。

所以影片一开始的段落,那是我的真实内心状态:
一位中国的“爱国青年”——“我”想去靖国神社做行为艺术,刺激和打击“日本”。

但是来到日本之后,发现这里环境整洁干净,人们彬彬有礼、勤恳工作、热爱生活…而且他看到很多日本人也在抗议政府… “我”甚至对这里产生了好感。
“我”觉得目标在消失,“日本”这个整体的、模糊的概念在瓦解,代之以具体的个体的人。

随着探访和接触更多的日本人,从经历过战争的老人到清纯的少年,他们都透露出一个很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教育的力量。从战争时期的教育到现在的教育,一直都是政府和国家意识的洗脑灌输。

那位88岁的老人,他说他不喜欢中国,因为从小就被学校教育:中国是个坏国家,中国人很坏很脏。而13岁的少年,也不清楚中日战争的年代和具体事件。
教育的背后是国际机器的操控。
“我”逐渐清醒,不是日本人残忍,而是人本来就有残忍和狂热的一面,是国家机器控制和利用了这一人性中的弱点,把无数人民拽入了战争的炼狱…

在看舞踏大师田中泯的表演时,我数度恍惚,是自己站在那个舞台上,他的身体和我很像很像,是我20年之后的形态。

而且,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和日本天皇的士兵是没有区别的,
我采访过我的母亲,她回忆当年作为红卫兵在天安门被毛主席接见的情景。
“我们的父母,不也曾经狂热地捍卫毛泽东思想,而做了许多残忍的事情吗?”

通过查阅资料,更知道了许多被中国政府掩盖的史实,比如八年抗日,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在作战和牺牲,而现在中国电视上铺天盖地的抗日剧都是八路军和游击队在抗击日本人…看看现在的中国政府给了中国人什么呢?是污染、强拆和欺骗、洗脑…

“我”意识到这个时候,已经瓦解了自己想出名的野心和欲望…
我不想和任何国家机器同流合污,不想成为国家意识的工具。

首先是撤消了原来的靖国神社计划,因为选择在那里,不可能有自己的表达,只能成为政治的工具。

而选择在普通街头,以另一种方式和主题为普通人表演,则是我的艺术的力量,这才是艺术家方式和选择:

“中国人、日本人都不要与机器共舞!”

最后,我以一个象征自由的翅膀造型,立于东京高楼之上,鸟瞰天空和城市,

“也许我注定不能被写进‘历史’,
但是,‘历史’又是什么?
它总是由胜利者和权力写就,
而我们,更需要洁净的空气和食物”

这部第一人称的的电影及时真实的的我的心理过程,也可以很容易把观众置换为他的心理过程。
我觉得做这样的一部作品在中日目前局势下很有意义。
本片欲在目前中日两国之间比较紧张的局势下,消解民间的偏见和误解,还原为个体的人之间的交往,探索人性中的自省和善良。

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我们整个小组的人都非常辛苦,比如小山女士和许志龙先生,也很麻烦东京艺术节整个项目组,比如Ulrike和Kaori女士以及小岛先生,相马女士,都在帮助我联系采访人,地点,活动等等!

非常感激大家!

作者&导演:李凝

附图

最初的面对 李凝在东京寻找“鬼子”的经历

艺术家李凝从家乡济南来到东京。他带着济南特有的尘土气息,也带着当代中国特殊政体下人所经受的的压抑、沮丧、愤懑、无奈。
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无疑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符号。1937年至1945年的那次战争,是中国人对日本集体记忆的主干。影视剧中的“鬼子”形象(原先由形象枯瘦猥琐的中国演员扮演,近年来则有一些日本年轻演员定居中国,成为“鬼子扮演专业户”)铺天盖地,不断强化着人们固有的刻板印象。
李凝来日本寻找“鬼子”。他最终没有找到,只找到了一些和他一样有喜怒哀乐、个性不同、心情各异的当代日本人。刻板印象瓦解,于是他构思了“消解”这个电影作品。
无疑,这是一个较为简单的作品构思,但是,在中、日特有的社会现状大背景之下,这样一个作品显得十分特别。李凝嘲讽了空洞狭隘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如他发表的影片的开头所表现的),其视角与会田诚对日本民族主义的嘲讽多多少少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
在国家、民族、人种的概念“消解”之后,个人的地位被提升了。个人不再消融于“集体”之中,而被凸显出来。
有这样一个流行笑话:一次国际英文考试作文题目是:“请你谈谈对食品匮乏问题的个人观点。”非洲同学不会答,问道:“什么是食品?”美国同学不会答,问道:“什么是匮乏?”中国同学不会答,问道:“什么是个人观点?”在崇尚集体主义的中国,关于个人的观念往往被教育体系、意识形态、风俗习惯所刻意瓦解掉。作为一直生活在这一体制的重压之下的艺术家,李凝对中国文化的反叛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从他发表的初步作品来看,他的作品构思显得还比较简单、表面化。从工作方法上,李凝显然受到了时间、规模等方面的限制。更重要的是:虽然他的命题是要瓦解集体,瓦解刻板印象与典型论,但他的基本调研方法仍依赖于典型论:他规定了被访者的年龄段,即期待一个个体要去代表他所属于的群体。而在提问的时候,他显然要求被访者代表他(她)的群体作答。比如这样的提问方式:“你们日本人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你们日本中学生都喜欢什么?”等等。而一些问题带有鲜明的诱导倾向。这使得宝贵的个体对个体的交流无法真正发生,使访谈交流浮在最表面的层次。这和《消解》这个作品所要达到的目的恰好相反。相信如果时间等条件允许,李凝的访谈会更有质量,更为深入。
其实,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艺术家就在走向突出个体,瓦解集体的方向。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因为体制下主流话语的重压造成的反弹效应,近3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在反抗历史责任、反抗艺术政治化。李凝的思路,基本是沿袭着这一脉络。虽然这似乎是在重复西方68学运的老套,但是鉴于中国大陆的特殊状况,这种反抗仍有其价值。
本次驻村计划的宗旨在于交流。在任何文化交流的初始阶段,瓦解刻板印象、消除民族偏见、提倡“个人面对个人”都是本能的第一步。当在个人交流逐渐深入之后,更深、更高层面的思想才会发生。尽管有30多年的开放政策,中国依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因此,这次的驻村项目对中国艺术家来说是格外可贵的。

民主已让历史重演Ⅱ−让历史归零

在第二个阶段的驻地项目研讨中,我继续民主已让历史重演这个主题,因第二阶段的发表日是2013年的3月11日,这个日子在2011年将日本部分的历史归零了,很多事情在3月12日开始重新被计算和评估,而2012年的12月选举,让安倍再次成为日本的首相,而五年前也就是2007年时他在任的时候,那时的3月11日则是一个平凡的日子。

因此在发表的时候,我收集了2007年3月11日四间日本报社的报纸: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日本经济新闻。发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文件的形式展示,另一部分则是让来宾参与朗读,每个人从报纸名称、日期开始,然后选定自己想念的内文,这个仪式重复强调了2007年3月11日这句话,提出一种不断比对时间的语态,当时的国际政治,美国还是小布希当权、贩卖的手机跟今日比起来是这么的过时、建设公司的广告却还是充满着希望、对于慰安妇的决议案、对于中国的态度……等等。

在朗读的过程中,除了一种怀旧感外,我们也惊讶自己遗忘这么多事,然而讽刺的是,我们在判断当下的事情时,常认为自己的记忆是完美的,但谁记得五年前的同一天自己在做什么?

2011年的3月11日,让日本的某段历史从新由零开始,这种归零也正是艺术创作者试图在作品中提出的,试着透过作品让观众进入重新计算和评估的状态,而对创作者本身也在每次的作品中归零,重新收集资料做为下件作品的开始。这次的驻地项目,每位艺术家和策划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归零了,也因此我期待下次大家的作品所能引出来的对话。

为了实践超越政治的历史

本次项目的目的是“东亚地区关于艺术与社会的问题意识的共有”,参与者对本国的具体状况对峙的结果会带来如何的新视点,我对这点很感兴趣。但是,另一方面,在对话平台上相互具有复杂的关系性的东亚历史与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点我稍微有点担忧。既然“国家”这框架与本次项目的目标的平台构筑的动机交织在一起的话,我们参加者就不得不意识到自己的国籍及与国家的关系性。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个人的主观与“国家”的主观看作同一化的话,个人与个人的对话一瞬间就变成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与无止境的正义对碰状态。但是,正是处于这样的冲突常发的当下,参加者不受制于政治力学,而是作为一个文化生产者有何力所能及之处,我认为我们慎重地探索了这一点。

在分为两次的项目参与之中,首先相互提出了自己活动核心的关注与问题,接下来将各自在东京进行的调查以影像、发表的方式,或者是吃饭时与移动时的对话等以各种方法与场面共有了。在这过程中我很感兴趣的是,在短期逗留间,分享各自得到的经验,将自己对日本的解释与自己内心的反应相对化,而成为客观观察的场所。当然,对于在日本生活的小泉与我自己也是如此。在最终的发表时,正如金珍珠小姐所说,对于我们以为很了解的对方“我们究竟有多少事情是不知到的”,我想虽然每个人的程度差异不同,但是我们也许得到这种经验。进一步说,我们自己将关于内面化的日本的言说与感情一旦从主观性中取出,它们与自己的身份深深结合在一起的国家的言说—比如,历史、爱国心与民主主义,与这种因素所拥有的排他性—如何连合起来,这次我们有了认识这一点的好机会。

小泉在调查期间中用影像进行某种实验。就是在东京的各种场所与人们进行关于日本战争历史的采访,同时拍摄被访者的嘴部的作品。保持匿名性,他的作品中捕捉每位被访者记忆中“历史”的形态—比如,故事、情报、信条、感情或不关心与无知等不存在—自然而然描述的样子。不断看着他作品中随机说话的嘴巴时,不禁思考历史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国家之间有从领土问题到教科书问题等,在围绕历史的激烈碰撞中,这一点也许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上维持国家这种想像的共同体的同时,将其变成更重要的工具。另一方面,在个人的市场主义的生活里,与被称为历史的这种过去对峙的必然性几乎为零,出现这种说法也不足为奇。但是,由于媒体的多样化,在围绕历史的各种言说浮沉当中,其中一部分不会给个人直接的经验,却发挥着引导强烈的对他人的厌恶与排他性的力量,我认为这一点不能忽略。

我认为,小泉的实验提示着本次的艺术家驻地项目在今后应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东亚地区关于艺术与社会的问题的共有”,为了在此地域创造今后的联系,比如面向超越国家间政治领域的新知识实践的历史,能够构筑他人与自己言说与主观性共同见证的空间,这样的问题。不仅是东亚,面向今后世界更具流动性加速的未来,他人与自己内心交涉可能的空间的创造,我认为不仅是本次的项目,而是我们与文化生产有关的人们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以后

认为自己对于某些东西正确地理解了,这样想或许很危险。至少,对我来说。在让・吕克戈达尔导演的电影《电影社会主义》中,说是不与使用be动词的人说话,便让故意使用have动词的孩子登场。我也是,在驻地项目的期间中,某些关键词或关于日本的,不用be动词的语言去断言,而是努力地留下新组合的可能性。

关键词
在项目期间中,占我的想法中最大的一部分是民主主义、虚拟、精神的角色扮演、宅男与剩余以及破局等。其理由正如之前所述,由于经历去年底大总统选举及玛雅历末日骚动等状况,产生对社会系统的强烈不信、再思考与奇妙的想象力的同时,对剩余的能量产生了兴趣。

调查
最初是将关键词置于脑海中的同时进行采访的这种方法来进行调查的。采访了松本哉先生、小泽康夫先生、东浩纪先生与安天先生等。另外,参加了东浩纪先生运营的genron-cafe的活动,看看演出等,在东京各处走逛的同时进行调查,可是越是这样进行下去,原来所想的关键词却被全部分解,最终变得毫无用处。(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发表
  因为是作业的初期阶段,而关于要将在自己的内心中还没有整理好的东西在过程中公开,在困惑不知道该以何种形式展示。但是,之前为了这次的项目提前调查的大部分内容到现场后已变成崩溃的状态。作为穷极之策,我之前去genron-cafe的时候,对在那里进行的猜谜活动感兴趣,所以我采用了这种猜谜活动的形式来将自己的问题以拼贴的形式来展现出来,但是,这种发表形式有什么意义,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知道。

以后
  在为期一周与三周的项目期间中所发生的事情,之后会变成怎样,当初我感到稍微有点模糊,但是,回韩国之后,通过不少的事情为契机,像各个岛屿存在的想法都逐渐整理好了。按照这种想法,现在我同时进行做不用动可以游牧的旅行社的事业与新的项目。我对r:ead项目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的项目没有特别要说明的。比起语言,我想提示形象。是猜谜……?

通过境遇去了解和思想

我很高兴于2013年的三月,以两周的时间参与东京r:ead艺术家驻地项目。对于平日忙碌于展览组织工作的我,确实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这个小而精致、带有计划性的驻地program创造出了比惯常我们所认知的驻地更为深刻的“相遇”机会和实质交流。事实上,在我过去十年的策展经验里,或说在当代艺术策展的工作方式里,能够和艺术家与其他策展人会面的机会难多,但能够有一段质量兼具的长时间相处的机会并不真如想像得多──特别是当我们的工作流于一种惯性的作业模式之后。

一般来说,策展人和艺术家的相遇,往往是从作品的成果开始。然这次驻地项目却是有意识、有计划地反转这种“策展人-艺术家-艺术生产过程”之间的交往模式。它对我产生的地特殊意义,也正和我自己目前经营地独立空间(立方计划空间The Cube Project Space)的实验和发展方向不谋而合:也就是去从新探索如何“与艺术家发展长期的合作关系”。

r:ead给了一个这样的机会,让我和饶加恩共同参与了这场聚会──其中来自韩国、日本、中国和台湾这四个亚洲地区的“面对面”,在既有的地缘经验、对其他邻近区域的历史文化知识之外,提供独一无二的、属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身体感”。从这个由陌生到逐渐熟悉的过程中进而发展出彼此得以沟通和讨论的文化观点。这样的观点无疑是要再去“激活”平日我们所习以为常的认知与行为。

这样的“会面”正足以弥补我们当下的工作及生产过程中所最缺乏的“田野经验”。在这两周期间,我们广泛地反思了二战、亚洲的冷战历史、地域经济发展至全球化的今日,包括其中无数的历史记忆,我们如何以一个当代人──一个生存个体的经验和角度,从各自不同的体会中再去提出观察。也正因为这个特殊的机遇,使我们大家可以亲身去体验所谓全球化时代里“地球是否真的已是平的?”,并由此去提出另一种世界观的图像的洞见。

我感觉到饶加恩在东京所发展出的计划,也正是对上述的经验与思考的具体回应。从观察日本的历史与民主经验开始,他以一种非线性,但却是相互关联和对话的方式,一方面对项目参与者抛出问题(在3月11日最后一次项目发表中,他邀请参加发表会的观众各自选取一段过去的3月11日的新闻内容来诵读,并提出他们对历史、经验的看法);另一方面,非日本籍的参与者,这个方式亦提供了一个渠道,间接地使我们回溯自身地民主化经验,以及在此之中我们与亚洲其他地方的关系。虽然他的项目主旨,是以观察日本与2012年大选的结果开始,以及探讨311福岛灾难之后的社会意识的内在转变或发展,来进行对“民主”、“历史的回返”的深层反思,但它着实也不仅是关于日本而已,而更扩大地反映了更大面向里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危机。我们也因而看见彼此的“关系”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无论是从过去的历史看来,或者今日的资本经济如何使我们彼此依存。

在这次的计划里,饶加恩的创作策略是将视觉化的材料(过去的新闻档案)并置以形成一个具有延扩性的时间过程,以此作为问题的铺述方式,而“民主已让历史重演”是一个观察结果,也同时是饶加恩抛给我们的提问,这个反思性的题目促使每一位参与者跟他一起观察,并开始进行更深度的省思与作出回应。

在东京的发表会上,即便一开始参加者可能并不明白他们何以会拿到一份过去的新闻报纸,但慢慢的,通过一个接一个的朗读与思索其相互之间的关联,饶加恩提供的省思空间也逐渐被观众意识到和感觉到。

我在东京驻地项目的两周时间,饶加恩的计划像是一个“引言”,通过讨论、交流,潜在地让我有意识地去观察日本在311之后的社会转变可能是什么。其间拜访大阪、京都、横滨的短暂过程中,我所见所闻,也都向我描述了一种“积极的对社会的思考”正在日本大量发生,例如小泉明郎的创作亦如是。并且,现在有更多年轻的一代,结合文化艺术的创造,以投入更多社会工作。这无疑是这次观察、参与之后的最大收获。而r:ead这个驻地项目本身,它向我展现了一个新的连结方式的内在意义,以及它被实践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