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音的印象: 聆聽與傳述

跨越社會嚴格系統的界線, 並嚐試在其隙縫中作出一種抵抗式手勢的金智善, 在東京及首爾兩地, 同時面臨且經驗了一場代議制民主主義最極致意境的選舉。這對於一直以來我們所關心的「虛擬」空間中, 提示了一個「新型民主主義平台」的主題。東浩紀在他的著作「一般意志2.0」中提到, 無溝通之新型民主主義的可能性, 是催生我們找到第二次駐村活動題材的主要關鍵。

來自東亞四個國家參與r:ead的成員, 都異口同聲地談論到有關於自國民主主義的危機。因此, 我肯定東浩紀對於超越語言與國境, 嶄新的政治確實充滿著魅力的可能性之論調。最近, 針對大阪市長橋下徹說出「慰安婦的存在是必要的」一言, 東浩紀的推文(Tweet)在韓國以「東浩紀的妄言」造成一個瞬間被炒熱的話題。不知東對此狀況有如何的想法。以無法溝通為前提進行所謂的國際性的活動時, 大多是以英文作共通的語言, 但r:ead的成員都使用母語來進行討論。與其說這不完全的溝通成為一種障礙, 不如說是讓我們反而有一個可以嚐試跨越的空間, 能夠去瞭解相互的差異而讓對話成為可能。實際上包括和「一般意志2.0」的韓文版譯者安天見面, 我們有幸透過接觸很多人士智慧的結晶, 使得我們突破了既存的觀念, 瞭解到日本社會真實的現狀。

在抵達東京後的第一場聚會中, 我一邊懸念著這次要進行的調查一邊和金智善共同發表了對匿名性的看法, 金智善使用韓國的門戶網站(portal site) 形式說明了她的想法。發表會後, 有人認為會擔心因為匿名性的關係而產生不好的影響。也有像日本和韓國的網路右翼這樣表現出法西斯主義復活的徵兆, 比如亞倫˙斯沃茨令人遺憾的死, 以及「匿名者組織」的 hacktivism [(Hacking) +(Activism)]活動, 都是經由網路上的共享與擁有、自立與攻擊、抵抗與不法的境界上而引發爭論。關於這個問題, 我想與其關注管理對立或危機, 不如從建造世界的觀點來考量這個必要性。在韓國, 對於現實社會中毫無存在感的人, 會被冠上一個叫做「剩餘」的鄙視語, 或者被稱為「無知者」(對任何事都毫無見聞者)這樣的名詞, 這都是在網路上產生的詞彙。如果說, 以現實的「意識」程度來衡量對知識的專門性, 限制權威、增加費用產生排斥的話, 在考量新型民主主義平台的同時, 是否也應當考量把「無意識」存在的數據庫當成是補充既存民主主義的要素。

韓國文學評論家ボク・ドフン, 參考與阿爾布雷希特˙丟勒同書名的作品「默示錄的四騎士」的著作中, 對於即將面臨破滅的現今世界作了四項分析。他筆下的四騎士象徵分別為: 邁向自我破壞之資本主義發展的歴史、分辨敵我之政治想像力的危機、平等與不平等間之殘酷的鬪爭、失去了生與死之價值, 只為生存而存在的生政治(米歇爾˙福柯的著書「監獄的誕生」(規訓與懲罰)一書中所提及的主要概念)。
金智善想要以「高功力的竊取」(Well-Stealing)來顛覆韓國社會所謂的「幸福」(Well-Being), 其橫截面與第三位騎士所持的天平相連結。和他人相較時絕對要佔優勢, 或者是絕不能輸, 這樣強迫性的命題不僅排除了威脅生活的要素, 也將生命本身都排除掉。Well-Being是名叫生命的手段, 與生存呈現著不同的面貌。         所以「剩餘」所指的就是從這個生存軌道中被淘汰的人群吧。再回到默示錄的隱喻, 我們可以發現那些人, 他們既不是封建社會的「臣民」, 也不是近代的「主體」, 而是連脫近代的「生命」都稱呼不上的某某人。把他們將東浩紀所說的以動物為身份的人, 和金智善所述的「剩餘」相連起來看看。金超越網路, 直接到高円寺去看經營資源回收店的松本哉和他的鄰人, 也去看聚集在東浩紀所經營的genron café內的人們, 就是想親眼去見到這些人的真面目。她透過這樣的過程, 從genron café 偷來了猜謎的型式。猜謎是由問題與答案構成的一種談話型式, 其存在之主體化的裝置, 可以視為與自我覺醒或啓蒙有著很深的關係。金知道以這樣的發表形式會失敗, 但還是作出讓人無法回答, 且擾亂回答意識內容的猜謎問題。最後發表會的當天, 不巧正是2年前發生, 可說是東亞全體面臨毀滅的311東日本大震災的日子。東亞諸國的現況都包含在默示錄的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其中一項內。東亞有可能發掘到新的樂園嗎? 這個答案也是讓人感到不安的。

在採訪東浩紀時他憂心地提到, 「對於各種社會問題, 來自外部批評日本社會右傾化的聲音, 只會招來干涉內政的爭論, 煽動敵對而已」, 也指出「沒問題就是日本社會的問題」。這兩句話, 讓我們同時連想到知識份子避諱的態度和日本社會不關心政治的傾向。我不想從政治意識或民主化經驗來討論問題。所謂的政治是不同價值觀之間的對立, 也是提供彼此認識的時間與場所。在這個平台上產生最相對的結果就是今日我們所稱呼的民主主義。這難道不是一個不避免持續談論敵人, 且將敵人的位置從敵對調換成友愛的一個樂園嗎?我想起高円寺的鄰人們聚集在「無名酒吧」時聽到的言論。對、想盡辦法、無論如何、總而言之、、所有的話語都繞在民主主義、政治和社會的周圍團團轉。為什麼?是因為不僅民主主義, 連現代主義和現代藝術也都可以不用付費就能在短期間內被移植成功的結果嗎? 因此到底有多少小有名聲的藝術家是為了還債而遵從正確的政治性來進行活動的? 付不出的費用, 只要介入社會就能將債務還清嗎? 舞台藝術製作家小澤康夫在受訪中指出, 「劇場早已不存在公共性」, 「嚐試在網路上尋求舞台藝術新的公共平台」。不論是在網路上或在其他場所, 總之藝術是需要社會的。雖然付費的方式還不明確, 但對於這個還沒有結論的問題我們也不要有太浪漫的想法, 希望能持續在我們的記憶中思考, 即使到五年後再度相見的時刻。

關於口述歷史

在這次的r:ead中, 我啟動了「口述歷史」的計劃。這是一個以向街頭行人進行採訪的方式, 詢問他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狀況所抱持的基礎知識, 並請他們口述對於大戰期間瞭解日本歷史程度的計劃。我們在上野公園、阿美橫町、代代木公園、新宿、東京鐵塔、新大久保、淺草等地, 邀請了約70位的路人接受我們突擊式的採訪。為了維護受訪者的個人隱私, 我們特意把鏡頭的焦點擺在嘴的部位, 考量著配合「口述歷史」的標題, 以「嘴巴」來述說「歷史」, 作為劇情的延伸來實行這個計劃。

在r:ead的成果發表會上, 首先我將來自這些受訪者口中的「歷史」, 依照實際的年表順序予以套用, 透過編輯過的畫面來呈現。這70位以個人記憶所表現出來的「歷史」, 藉由一條時間線顯示出他們的共識, 以及在這些過程中遺落的真實記憶, 於是我剪輯出希望能追究出這些真相的畫面。得到的結論, 比如說很多受訪者提到「原子彈爆炸」、「偷襲珍珠港」等, 在時間線上透過多數的「嘴巴」重複傳述, 突顯了這兩個史實是比其他史實讓更多的人印象深刻的。另外, 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 竟然有些人將「原爆」(原子彈爆炸)說成「原發」(原子力發電所), 像這樣多數人會說錯或記錯的情形出現, 我認為這就是一種集團性潛意識現象, 而經由畫面來表達這種潛意識浮現的瞬間, 正是這項計劃的核心所在。

然而實際上我也發現, 這次以套用年表順序的剪輯方式, 對於顯示出說錯或記錯的部份其實是無法達到效率的。因為這個計劃的目的並不是要透過作品傳達一個被正確記憶的歷史, 而是強調在多數人的記憶及對於歷史的認識中, 到底會造成多少錯誤與空白的產生, 因此我認為將此扭曲的現象以畫面的方式呈現才是精髓的所在。而如何將這些從多數人的口中聽到「完全不瞭解」、「對歷史不熟」這樣的話語, 或者是文不對題的言論、如何有系列且有效地排上時間線就成為了重點。若能洞悉這個系統, 之後只需增加更多受訪人數, 獲得更多的資訊, 作品就會更有份量, 內容也就更加豐富。

雖然目前還無法完全窺悉這項計劃的最後成果, 但我個人希望的不是以安裝多重視頻與保存記錄的觀點來表現這個作品, 而是著重於將所有的資訊放在同一條時間線上, 製作單頻的影像作品, 進而能在一般的電影院上映才是我的夢想。利用60分鐘的時間, 透過「嘴巴」, 關於對歷史的矛盾、扭曲與無知的片段, 一再地出現在觀眾的面前, 我認為這樣的畫面才是現今的日本, 將現實以真實的「口述歷史」呈現方式。

2013年4月26日

消解

東亞對話項目第二階段使我更加感覺到藝術的力量。

在第一階段對於日本,我是很表面的感受,現在深入了一些,當然還是有些表面;但最重要的是我自己的改變——我非常敏銳地抓住了這點,並且決心把這個過程發展成爲一部影片,拍攝一部內心歷程的電影。

第一階段結束時,我回到國內,那時中日之間的矛盾在升級;作爲一個有野心的藝術家,非常想借助這個形勢,做一件行爲藝術作品,在歷史和藝術史上留下一筆。
那個時候的我有些瘋狂了!已經不管這個念頭的對錯,也沒有想後果如何,只是想作,引起轟動引起關注就OK。

所以影片一開始的段落,那是我的真實內心狀態:
一位中國的“愛國青年”——“我”想去靖國神社做行爲藝術,刺激和打擊“日本”。

但是來到日本之後,發現這裏環境整潔乾淨,人們彬彬有禮、勤懇工作、熱愛生活…而且他看到很多日本人也在抗議政府… “我”甚至對這裏産生了好感。
“我”覺得目標在消失,“日本”這個整體的、模糊的概念在瓦解,代之以具體的個體的人。

隨著探訪和接觸更多的日本人,從經歷過戰爭的老人到清純的少年,他們都透露出一個很強烈的感受,那就是教育的力量。從戰爭時期的教育到現在的教育,一直都是政府和國家意識的洗腦灌輸。

那位88歲的老人,他說他不喜歡中國,因爲從小就被學校教育:中國是個壞國家,中國人很壞很髒。而13歲的少年,也不清楚中日戰爭的年代和具體事件。
教育的背後是國際機器的操控。
“我”逐漸清醒,不是日本人殘忍,而是人本來就有殘忍和狂熱的一面,是國家機器控制和利用了這一人性中的弱點,把無數人民拽入了戰爭的煉獄…

在看舞踏大師田中泯的表演時,我數度恍惚,是自己站在那個舞台上,他的身體和我很像很像,是我20年之後的形態。

而且,中國文革中的紅衛兵和日本天皇的士兵是沒有區別的,
我採訪過我的母親,她回憶當年作爲紅衛兵在天安門被毛主席接見的情景。
“我們的父母,不也曾經狂熱地捍衛毛澤東思想,而做了許多殘忍的事情嗎?”

通過查閱資料,更知道了許多被中國政府掩蓋的史實,比如八年抗日,主要是國民黨軍隊在作戰和犧牲,而現在中國電視上鋪天蓋地的抗日劇都是八路軍和遊擊隊在抗擊日本人…看看現在的中國政府給了中國人什麽呢?是汙染、強拆和欺騙、洗腦…

“我”意識到這個時候,已經瓦解了自己想出名的野心和欲望…
我不想和任何國家機器同流合污,不想成爲國家意識的工具。

首先是撤消了原來的靖國神社計劃,因爲選擇在那裏,不可能有自己的表達,只能成爲政治的工具。

而選擇在普通街頭,以另一種方式和主題爲普通人表演,則是我的藝術的力量,這才是藝術家方式和選擇:

“中國人、日本人都不要與機器共舞!”

最後,我以一個象徵自由的翅膀造型,立於東京高樓之上,鳥瞰天空和城市,

“也許我註定不能被寫進‘歷史’,
但是,‘歷史’又是什麽?
它總是由勝利者和權力寫就,
而我們,更需要潔淨的空氣和食物”

這部第一人稱的的電影及時真實的我的心理過程,也可以很容易把觀衆置換爲他的心理過程。
我覺得做這樣的一部作品在中日目前局勢下很有意義。
本片欲在目前中日兩國之間比較緊張的局勢下,消解民間的偏見和誤解,還原爲個體的人之間的交往,探索人性中的自省和善良。

在這個創作過程中,我們整個小組的人都非常辛苦,比如小山女士和許志龍先生,也很麻煩東京藝術節整個項目組,比如Ulrike和Kaori女士以及小島先生,相馬女士,都在幫助我聯繫採訪人,地點,活動等等!

非常感激大家!

作者&導演:李凝

附圖:

最初的面對 李凝在東京尋找“鬼子”的經歷

藝術家李凝從家鄉濟南來到東京。他帶著濟南特有的塵土氣息,也帶著當代中國特殊政體下人所經受的的壓抑、沮喪、憤懑、無奈。

在當代中國人的心目中,日本無疑是一個再熟悉不過的符號。1937年至1945年的那次戰爭,是中國人對日本集體記憶的主幹。影視劇中的“鬼子”形象(原先由形象枯瘦猥瑣的中國演員扮演,近年來則有一些日本年輕演員定居中國,成爲“鬼子扮演專業戶”)鋪天蓋地,不斷強化著人們固有的刻板印象。

李凝來日本尋找“鬼子”。他最終沒有找到,只找到了一些和他一樣有喜怒哀樂、個性不同、心情各異的當代日本人。刻板印象瓦解,於是他構思了“消解”這個電影作品。

無疑,這是一個較爲簡單的作品構思,但是,在中、日特有的社會現狀大背景之下,這樣一個作品顯得十分特別。李凝嘲諷了空洞狹隘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如他發表的影片的開頭所表現的),其視角與會田誠對日本民族主義的嘲諷多多少少有一些異曲同工之處。

在國家、民族、人種的概念“消解”之後,個人的地位被提升了。個人不再消融于“集體”之中,而被凸顯出來。

有這樣一個流行笑話:一次國際英文考試作文題目是:“請你談談對食品匮乏問題的個人觀點。”非洲同學不會答,問道:“什麽是食品?”美國同學不會答,問道:“什麽是匮乏?”中國同學不會答,問道:“什麽是個人觀點?”在崇尚集體主義的中國,關于個人的觀念往往被教育體系、意識形態、風俗習慣所刻意瓦解掉。作爲一直生活在這一體制的重壓之下的藝術家,李凝對中國文化的反叛是可以理解的,雖然從他發表的初步作品來看,他的作品構思顯得還比較簡單、表面化。從工作方法上,李凝顯然受到了時間、規模等方面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雖然他的命題是要瓦解集體,瓦解刻板印象與典型論,但他的基本調研方法仍依賴於典型論:他規定了被訪者的年齡段,即期待一個個體要去代表他所屬於的群體。而在提問的時候,他顯然要求被訪者代表他(她)的群體作答。比如這樣的提問方式:“你們日本人對這個問題是怎麽看的?”“你們日本中學生都喜歡什麽?”等等。而一些問題帶有鮮明的誘導傾向。這使得寶貴的個體對個體的交流無法真正發生,使訪談交流浮在最表面的層次。這和《消解》這個作品所要達到的目的恰好相反。相信如果時間等條件允許,李凝的訪談會更有質量,更爲深入。

其實,從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藝術家就在走向突出個體,瓦解集體的方向。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的陰影一直籠罩在人們的心頭。因爲體制下主流話語的重壓造成的反彈效應,近30年的中國當代藝術一直在反抗歷史責任、反抗藝術政治化。李凝的思路,基本是沿襲著這一脈絡。雖然這似乎是在重複西方68學運的老套,但是鑒於中國大陸的特殊狀況,這種反抗仍有其價值。
 
本次駐村計劃的宗旨在於交流。在任何文化交流的初始階段,瓦解刻板印象、消除民族偏見、提倡“個人面對個人”都是本能的第一步。當在個人交流逐漸深入之後,更深、更高層面的思想才會發生。儘管有30多年的開放政策,中國依然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國家。因此,這次的駐村項目對中國藝術家來說是格外可貴的。

民主已讓歷史重演 II – 讓歷史歸零

在第二個階段的駐村研討中,我繼續民主已讓歷史重演這個主題,因第二階段的發表日是2013年的3月11日,這個日子在2011年將日本部分的歷史歸零了,很多事情在3月12日開始重新被計算和評估,而2012年的12月選舉,讓安培再次成為日本的首相,而五年前也就是2007年時他在任的時候,那時的3月11日則是一個平凡的日子。

因此在發表的時候,我收集了2007年3月11日四間日本報社的報紙: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以及日本經濟新聞。發表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以文件的形式展示,另一部分則是讓來賓參與朗讀,每個人從報紙名稱、日期開始,然後選定自己想念的內文,這個儀式重複強調了2007年3月11日這句話,提出一種不斷比對時間的語態,當時的國際政治,美國還是小布希當權、販賣的手機跟今日比起來是這麼的過時、建設公司的廣告卻還是充滿著希望、對於慰安婦的決議案、對於中國的態度…等等。

在朗讀的過程中,除了一種懷舊感外,我們也驚訝自己遺忘這麼多事,然而諷刺的是,我們在判斷當下的事情時,常認為自己的記憶是完美的,但誰記得五年前的同一天自己在做什麼?

2011年的3月11日,讓日本的某段歷史從新由零開始,這種歸零也正是藝術創作者試圖在作品中提出的,試著透過作品讓觀眾進入重新計算和評估的狀態,而對創作者本身也在每次的作品中歸零,重新收集資料做為下件作品的開始。這次的駐村,每位藝術家和策展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歸零了,也因此我期待下次大家的作品所能引出來的對話。

朝向超越政治的歷史實踐

在這個以「對於東亞藝術及社會的問題意識之分享」為目的的計劃開始實行的當下, 我就對於參與成員在陳述自國的具體狀況時, 將會引發什麼樣的新視點而感到興趣。但是另一方面, 我對於彼此間在東亞的歷史與政治上相連的複雜關係, 將在這個對話的平台上產生怎麼樣的影響也抱持著些許的疑慮。當這個計劃的目標定為以「國家」為框架來建構對話平台的同時, 參與成員就不得不意識到自己的國籍及本身與國家的關連性。在這樣的狀況下, 個人的主觀若與「國家」一體化, 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對話將延伸為國與國之間的利害關係, 或者造成一場因為正義感所引起的永無止境的相互衝突。但是我看到這次的成員, 即使實際面臨著這樣衝突頻發的狀況, 仍然不受政治力學的影響, 站在一個文化生產者的立場, 戰戰競競地摸索著如何去盡一己之力。

這分成兩次實行的駐村計劃, 首先由各組針對有興趣的領域或問題為主軸進行討論, 其次分別在東京進行調查、攝影及簡報的工作, 還利用共餐及乘車的時間進行對話, 透過各種方式或地點分享彼此的成果。對於這個過程, 讓我感到有趣的是, 透過這樣短暫的停留期間, 各自將獲取的經驗與其他成員分享, 同時以客觀的視點來比較自己對日本的印象與實際接觸後的感想, 這對住在日本的小泉和我也是一種啟發。如同最後一天的發表會時金珍珠所言, 對一個我們自認為很熟識的對象去「發掘對他還有多少不熟的部份」, 雖然在程度上多少出現差異, 但我們應該都有過這樣的經驗。再說, 先不談個人對被內面化日本之主觀性言論或感情, 如何將這些與自己的認同深結合的國家言論– 包括歷史、愛國心及民主主義全部連結在一起的排他性相結合– 也成為了瞭解內面化日本的誘因。

小泉在調查期間透過鏡頭作了一個實驗, 那就是在東京各地採訪人們對日本戰爭歷史的記憶, 且將攝影鏡頭只定焦在他們的嘴巴上面。藉由隱藏他們的身份, 讓他們可以不用介意在陳述個人記憶中的歷史, 包括故事、情報、信條、感情時, 顯現出自己對歷史的漠不關心與無知。看著這些沒有一致性的陳述內容, 我不禁沈思於歷史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這個疑問。國與國之間從領土問題到教科書問題, 總是環繞在歷史上作激烈的對抗, 也許歴史對於這個國際化的時代, 在維持國家這個想像的共同體上是很重要的一個依據, 而另一方面, 對於在個人市場主義的日常生活中, 可說是完全沒有必要與過去的歷史相對峙的。即使如此, 由於媒體的多樣化, 有關歷史的各種論調層出不窮, 其中就算沒有直接對個人提供經驗, 但卻能發揮引起對他者的憎惡與排斥的強力作用, 這一點也是不容忽視的。

我認為小泉的實驗, 對於這次的駐村計劃在今後的發展上提出了一個值得思慮的重要課題, 那就是「對於東亞藝術及社會的問題意識之分享」, 這對於東亞地區在創造今後的連結上, 例如這是否能超越國與國之間的政治領域, 以實踐新知的立場來面對歷史, 建構一個可以檢視自己與他者的言論及主觀想法的空間問題。不僅是東亞, 對於今後可能流動性更加升高的世界來說, 如何創造一個自己與他者之間內心交涉的空間, 包括這次的計劃在內, 對於文化生產者來說, 我認為這是一個必須長遠思考的問題。

之後

如果認為自己專精於某種事物, 也許是個很危險的想法。至少我個人這麼認為。 導演尚=盧˙高達在他的「電影社會主義」一片中, 呈現不與使用be動詞的人對話, 而讓使用 have動詞的孩子們登場演出的內容。我在這次的駐村期間中, 也透過一些關鍵語, 或者是對於日本的想法, 盡量不使用be動詞來作肯定的發言, 而是努力找尋另一種可以用其它言詞來表現的方式。

關鍵語
在我的想法中佔最多的語彙有民主主義、虛擬、內心的角色扮演、御宅族與剩餘、破局等。其理由如同我之前提過的, 包括去年年底韓國的總統選舉和瑪雅曆世界末日的謠傳事件, 讓我對於系統(制度)有很強烈的不信感與重新考量的想法, 在產生了一種很微妙的想像力的同時, 也對多到溢出的力量感到很大的興趣。

調查
首先我的調查(資料搜尋)方式是以關鍵語為重點進行採訪。受訪對象包括松本哉、小澤康夫、東浩紀、安天等相關人士。另外還參加了東浩紀先生經營的genron-café所舉辦的活動、參觀公演、很悠閒地在東京各地一邊漫遊一邊作調查, 調查越深入讓我原本的關鍵語越來越離題, 一點幫助都沒有。(我當時是這麼想的)

發表
發表當時因為還處於整體作業的初期階段, 連我自己都還沒有整理好的頭緒, 因此到底要以怎樣的形式在過程中公開, 著實讓我傷透了腦筋。而且為了實行這次的計劃事先調查的許多內容, 大多都在實際接觸後完全瓦解, 窮餘一策讓我想到在genron-café時, 參加了讓我印象深刻的猜謎活動形式, 將自己的疑問一連串排列出來, 但事實上我也解釋不出這樣的舉動存在著什麼意義。

之後
結束了兩次分別為一星期及三星期的駐村期間, 剛開始還有點模糊的感覺, 回到韓國之後接觸到一些相關的事物, 讓我很多散落的想法逐漸聚集成一個整體。 以這個為基礎, 對於目前還處於不動狀態的遊牧旅行社, 進行有關今後的經營及新計劃。至於由r:ead計劃所產生的新計劃, 我在此就不多作說明了。比起言詞, 我想提示的是想像。猜謎嗎?、、、

通過境遇去瞭解和思想

我很高興於2013年的三月,以兩周的時間參與東京R:ead駐村計劃。對於平日忙碌於展覽組織工作的我,確實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這個小而精緻、帶有計劃性的駐村program創造出了比慣常我們所認知的駐村更為深刻的「相遇」機會和實質交流。事實上,在我過去十年的策展經驗裡,或說在當代藝術策展的工作方式裡,能夠和藝術家、與其他策展人會面的機會雖多,但能夠有一段質量兼具的長時間相處的機會並不真如想像得多──特別是當我們的工作流於一種慣性的作業模式之後。
一般來說,策展人和藝術家的相遇,往往是從作品的成果開始。然這次駐村計劃卻是有意識、有計劃地反轉這種「策展人-藝術家-藝術生產過程」之間的交往模式。它對我產生的特殊意義,也正和我自己目前經營的獨立空間(立方計劃空間TheCube Project Space)的實驗和發展方向不謀而合:也就是去從新探索如何「與藝術家發展長期的合作關係」。
R:ead給了一個這樣的機會,讓我和饒加恩共同參與了這場聚會──其中來自韓國、日本、中國和台灣這四個亞洲地區的「面對面」,在既有的地緣經驗、對其他鄰近區域的歷史文化知識之外,提供獨一無二的、屬於人與人之間交流的「身體感」。從這個由陌生到逐漸熟悉的過程中進而發展出彼此得以溝通和討論的文化觀點。這樣的觀點無疑是要再去「激活」平日我們所習以為常的認知與行為。
這樣的「會面」正足以彌補我們當下的工作及生產過程中所最缺乏的「田野經驗」。在這兩周期間,我們廣泛地反思了二戰、亞洲的冷戰歷史、地域經濟發展至全球化的今日,包括其中無數的歷史記憶,我們如何以一個當代人──一個生存個體的經驗和角度,從各自不同的體會中再去提出觀察。也正因為這個特殊的機遇,使我們大家可以親身去體驗所謂全球化時代裡「地球是否真的已是平的?」,並由此去提出另一種世界觀的圖像的洞見。
我感覺到饒加恩在東京所發展出的計劃,也正是對上述的經驗與思考的具體回應。從觀察日本的歷史與民主經驗開始,他以一種非線性,但卻是相互關聯和對話的方式,一方面對計劃參與者拋出問題(在3月11日最後一次計劃發表會中,他邀請參加發表會的觀眾各自選取一段過去的3月11日的新聞內容來誦讀,並提出他們對歷史、經驗的看法);另一方面,非日本籍的參與者,這個方式亦提供了一個渠道,間接地使我們回溯自身的民主化經驗,以及在此之中我們與亞洲其他地方的關係。雖然他的計劃主旨,是以觀察日本於2012年大選的結果開始,以及探討311福島災難之後的社會意識的內在轉變或發展,來進行對「民主」、「歷史的迴反」的深層反思,但它著實也不僅是關於日本而已,而更擴大地反映了更大面向裡當代社會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危機。我們也因而看見彼此的「關係」始終是交織在一起的──無論是從過去的歷史看來,或者今日的資本經濟如何使我們彼此依存。
在這次的計劃裡,饒加恩的創作策略是將視覺化的材料(過去的新聞檔案)並置以形成一個具有延擴性的時間過程,以此作為問題的鋪述方式,而「民主已讓歷史重演」是一個觀察結果,也同時是饒加恩拋給我們的提問,這個反思性的題目促使每一位參與者跟他一起觀察,並開始進行更深度的省思與作出回應。
在東京的發表會上,即便一開始參加者可能並不明白他們何以會拿到一份過去的新聞報紙,但慢慢的,通過一個接一個的朗讀與思索其相互之間的關聯,饒加恩提供的省思空間也逐漸被觀眾意識到和感覺到。
我在東京駐村的兩周時間,饒加恩的計劃像是一個「引言」,通過討論、交流,潛在地讓我有意識地去觀察日本在311之後的社會轉變可能是什麼。其間拜訪大阪、京都、橫濱的短暫過程中,我所見所聞,也都向我描述了一種「積極的對社會的思考」正在日本大量發生,例如小泉明郎的創作亦如是。並且,現在有更多年輕的一代,結合文化藝術的創造,以投入更多社會工作。這無疑是這次觀察、參與之後的最大收穫。而R:ead這個駐村計劃本身,它向我展現了一個新的連結方式的內在意義,以及它被實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