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自己遇到麻煩的時候，總不免覺得別人有可取之處，但那不過是一種「盼望藉他山之石，作為改革依據」的想法，並由此建構了一個理想化的烏托邦。而今天，我們同樣也有一個特別美麗的「異托邦」。反之亦然，當自己仍然自欺欺人地沉醉在逝去的輝煌時，也總免不了去有選擇性地製造一個糟糕的對手，僅僅只盯著陽光下的陰影來繼續麻醉自我，不肯正視現實，就如淸朝在鴉片戰爭前夕對英國在認識上的無知。

這個理想化的他者和「別人的制度」，未必一定是地理空間上遙遠，也可以是時間上久遠，所以復古訴求也就可以變成是一種批判力量。英國人在查理一世時代恨不得即刻推翻這個暴君，但真的把他砍了頭之後，那個逝去的年代反倒又處處顯示出其值得懷念的一面來。法國大革命同樣殺掉路易十六和皇后，若干年後，人們反而只記得皇后因為踩了一下劊子手的腳、然後說的那句「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而這句話中流露出來的涵養，正比照了後來在大革命中所發生的一切。

人和其他動物的區別之一，就是經常會感到不滿。因而有時不免覺得其他地方、其他時代都可能比現在好，而且這樣的情況，又在歷史之中周期性的反覆。所以，這可能也就是英語「革命」一詞中，還擁有「循環」之意的原因。

之所以總是要到過往或遙遠的異域去尋找他山之石，原因之一當然是批評總是需要某種落差，而且這種落差越是巨大，就越是具有顛覆現實的力量。因此人們建構起一種黑白分明的對立，有時是一個近乎完美的他者，去對抗一個一無是處的現實。 「人們往往激進地對自己的國家批判過厲，又因為無知對某些國家讚美太多。就像東方目前更加依賴的，是一個關於西方的理想，而不是西方本身，有時人們忘了對別人的讚揚只是手段，久而久之竟然當真起來，手段變成了目的，所以很容易忘記冷靜的審視現實和自已?其實，我們真正的意願不是要去讚美西方，而是痛恨現實。正如布迪厄所言，城鄉之間也時常如此：「可以肯定，人們幾乎從來不以農民身份和為了農民而考慮農民，歌頌農民的美德或讚美農村的言語，只不過是談論工人惡習或城市罪惡的一種委婉、或轉彎抹角的方式。 」

所謂的「生活在別處」，本來人們也容易從「別處」獲得那種遠離現實的滿足感，因此「別處」變成了一種令人迷戀的烏托邦。但戳破那個烏托邦，指出它並非事實和缺乏建設性，麻煩就在這裡。當你反對這種建構時，批評者並不覺得你是在糾正一個事實，而會覺得你是在為一個不得人心的現有秩序辯解，而且不願作出改變。對他們來說，本來的用意就是藉助某個超越現實的秩序，再用以反思和批判現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不去隨波逐流，任人擺佈的「獨立性思考」便難能可貴。

傳統有如遙遠的星空

一個從未去過美國的人，必然只是通過一系列的符號來想像美國。我們對「他們」做事應該是什麼樣，總是已經有了一套潛在的心理想像，於是當我們想像「美國」（也可以代換成「他者」或「過往」）時，實際上也就用這個現成的形象填充和重構了「美國情形」。同樣，我們也會用這樣的心理，去製造一個我們所願意認為的「世界的模樣」。這應該是因為理性的局限，其實我們對於古代和傳統的認知也未必就不是如此。

當我們回望古代時，在某種程度上就像是眺望夜晚的星空。那些密密麻麻的星星，事實上有著完全不同的距離和大小，但在我們的眼裡，都只呈現為一個「弧形平面」上差異不大的亮點。而這「弧形平面」又來自「天圓地方」這個理性死角裡，固執的第一本能似的反應。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難以感受群星那無限的縱深距離感和層次感。

現代中國人的古代想像，相當深地建立在明代中期以來的「古代」形像上。很多這段時間內才出現的「新」事物，已經被如此廣泛地視為「古代」普遍的情形。可以說，這一階段的發展，已經重塑了中國人對古代的感知，沉澱在人們心裡，甚至影響到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認知。於是只能用較晚較近的符號工具，去建構之前的想像。尤其在傳統斷裂的時代，實在尋找不到我們需要的「符號」時，人們會「重組」甚至編造。很多時候，人們從事的「文化工作」，實際上屬於這個部分。大抵現代人對「傳統文化」的理解，也是奠定在對這一歷史時期文化的認知上。而這對於更早先的時代來說，可能卻是一種人造的「新文化」。就像「古代」一樣，人們心目中的「傳統」，也常常是一個缺乏層次和縱深感的單一體，而它事實上卻是複數。
甚至「古代」和「傳統」的內部，也包含著相互矛盾和競爭的不同「傳統」。這種隱藏的觀點，也是「傳統」曾被整體否定化、以及「古代」現在被普遍浪漫化的原因之一。但有我們必須認知到，我們所想像的那個「古代」，並不是一個有史以來一直如此的、缺乏變化的「古代」，尤其在今天這樣的「碎片時代」。

關於地圖的隱喻

我們長久以來已經習慣了地圖的存在，反倒時常會忘記它原本只是世界的抽象再現。也許我們對周遭的世界是熟知的，但熟知僅僅意味著表象和印象，認識則包括並預先假定了的表象。一個表面但生動、而另一個深刻但概念。

與那些只能感知真實地景的人相比，一個會看地圖的人，擁有一種更為高級的思維能力。他能通過抽象的點、線、面，去感知此前的人所無法想像的空間結構關係。因為，地圖事實上是一系列的濃縮符號，一個點代表一座城鎮或村莊、一條線代表一條公路或河流、一塊藍色的面代表海洋等。繪製地圖的持續努力，本身表明了一種衝動，一種真實地呈現這個世界，並通過抽象的符號來認知、把握、以及掌控世界的衝動。而對於藝術家的要求是兼而有之，這也正是達文西偉大之處。

但「世界」本身並不是一個確定不變的事物，在不同時代的不同人群中，它的範圍和含義存在很大差別。正如許多人已經指出的，人們總是把地圖展現為他們所了解或希望看到的那個「世界」，這既是認知能力的局限，也是想像和理解的局限。中世紀的人不可能畫出美洲大陸，但他們也總是記得將耶路撒冷這一聖地放在世界的中央，因為他們就是這樣設想和理解這個世界的。在那個時代，地圖是一個萬神殿。雖然回頭看古代的地圖，總感覺它們在比例和尺度上有些扭曲和不足，但那或許就是當時人所能看到的空間，因為地圖的地理想像，總是隱藏著某些觀念和思想。其實這種微妙的心理，在現代又何嘗不是。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世界地圖上，中國大陸似乎位於世界中央。但在歐洲中心的地圖上，中國大陸、台灣、朝鮮半島、日本列島被擠到了地圖的右角，而且極端地變了形，彷彿是在世界的盡頭簌簌發抖地相互靠在一起一般。

「看地圖」在古代，或許還只是少數人的權利，但自從印刷術普及之後，逐漸成了幾乎所有人的經驗。在這個新的時代，世界不再被想像成縱向提升或墮落的多層空間結構，無論是天堂還是十八層地獄，而被越來越體驗為一個平鋪著的、在眼前延展的寬闊平面。地圖製圖技術的發展，也助長了兩種趨勢，一是地圖測量將「極大的多樣性，簡化為某種理性的、並且最終可操控的結構」，形成一種測量與被測量者之間的主體客體兩分觀念，世界成為「居所」而不再是「故鄉」，以及世界和國家作為某種單一實體的形象。第二種趨勢則更為隱蔽，正是測量技術的發達，促使人們愈加相信，地圖所呈現的世界就是真實的世界。博爾赫斯有一個著名的夢想，希望地圖變得同大地一樣真切，只是這張圖不是真實的而是虛擬的。但早在他這個夢想實現之前，因為對世界有了一種科學、準確、完整、真實、且普遍的表述，早就使得世界本身被想像成是一幅巨大的地圖。而今天，這更使人們認為，世界應該就像地圖所呈現的那個樣子。
這樣的情形就像我們對於工具，比如剪刀或者錘子的認知，更為確切地認知來自具體的使用經驗，而不是工具形狀的本身。所以卡夫卡才說出那句:「只有旅行，才能更加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無知，知道什麼才是自己永遠無法擁有的。」

就這樣，真實和虛擬之間的界線模糊了，其關係甚至被顛倒了。不再是地圖應該像真實的世界，而是世界理應像地圖上所標示的那樣。但猶如「按圖索驥」這個成語所諷刺的那般，所有的真實與再現之間，都難免存在某種空隙和落差。人們常常失望地發現，現實中的人或景色，並沒有照片上那麼美，按照地圖來認知世界的人自然也不例外。由於地圖是濃縮的符號所構成的抽象平面圖，它還很可能造成錯誤的距離感和空間意識。這樣的情形之下，「地緣政治」更應該叫「地圖政治」，而所謂的「愛國主義」，實際上愛的更應該是一個「形狀」。意大利人愛的是一隻靴子，中國人則愛公雞，而真正的真實反而變得抽象了。

地圖所反映的，常常未必是事實，而是人們的觀念。但恰恰因為它被認為是事實，所以才格外具有誤導性。你看到同樣符號的圓圈，還誤以為兩個城鎮是同等的狀況，這在政治地圖的繪製上最為明顯。現代人繪製的歷史地圖上，總是有那麼一條清晰的邊界，似乎那是一個真實的歷史存在。現代國境線和政區色塊的標示法，常常讓人以為國境線兩邊有著截然的差異，但其內部卻是均質的實體，甚至這些實體都早已存在，早於「國家」的形成。像索馬利亞這樣的國家，無論從哪一點來說，作為一個國家實體都早已不復存在，但它仍出現在任何一張非洲政區圖上，假裝那片土地上什麼都沒有發生。而荷蘭這個國家，則被一條後人重新復原的古羅馬邊界一分為二，但在今天的地圖上，只有荷蘭沒有羅馬。

人的經驗世界，與外在世界實體這一自在之物存在本質不同。但不論如何，人們卻常認為真實的世界「應該要像」他們所設想的那樣，甚至當他們遭到再三挫折時也不肯放棄。人們對待世界如此，人們對待彼此也是如此，這是先天性的「文明的傲慢」。有時，他們會剛好遭逢好運，正如錯誤計算地理距離的哥倫布，誤打誤撞發現了新大陸一般。有時，他們則鬧出大笑話，就像19世紀初的北美地圖在西南部，標出一個「美洲大沙漠」，當時的拓荒者不知道自己正穿越肥沃的大平原，甚至還弄了一些駱駝以備急需。

到了近現代，地圖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再現的工具，它也變成了一個改造的工具。就像法國1789年之後不顧歷史地理的現實，而將全國劃分成一個個方塊形的政區單位一樣，列強在征服的非洲與美洲，也傾向於直接在地圖上劃線作為邊界。更不必說那麼多的規劃設計圖，常常不參照當地現實就被畫出來，這事實上是一種權力要求。現實應當像地圖那樣，我們可以在地圖上改變或完善那個地方的現實。所以洛杉磯也成了著名的城市規劃大失敗的典型，蒙巴頓方案導致了印巴分治和後繼的戰爭，也間接製造了一個新的國家孟加拉。
同樣，我們也有了「東亞」的概念，這不僅只是地圖如此，也是不知不覺被現代人所接受的「願望」，而那些「權力」在握者更是如此。最後補充一點，關於「東亞」還有另外一個概念名稱叫「遠東」…

2014年3月10日 於東京
孫遜

　關於今日的東亞，究竟這個東亞，是美國人眼中的東亞？或安倍與習近平之間的東亞？還是普世價值下的東亞？亦或是華人、日本人、以及韓國人的東亞？不管是站在上述的任何一個立場去面對這個問題，但卻不曾真正去「遊歷」、或者「經歷」這些「東亞」所涵蓋的地域以及文化，那麼，偏離真實的無知與狹隘，就會讓一個人抱著既有且無法說明從何而來的論點，去針對性地尋找論據、甚至是臆想論據。如此一來，沒有什麼不是表面的，甚至會使人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與智慧，進而對真實世界視而不見。這就像一隻馬戲團裡的小狗一樣，怎樣被訓練都可以。
不要忘記，今日的世界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對於文化，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風險，正導致我們在不知不覺之中被奴役，甚至還沾沾自喜。所謂的「正確性」，正悄悄地變得廉價，且多數人並不懷疑、也未曾驚醒，就像溫水裡的青蛙一般。
　請原諒上述看似與「東亞」無關的論述，因為不討論這些，便無法進入真正的問題。也可以說，假如我們的討論果真像上文所說的情況一般，那這場討論便會變成貌似學術的假討論。因此，身為一個「真誠」的藝術家，我真心地認為這樣的「學術討論」只配下酒罷了。如果我們的討論不只是形式，那就不該把所有的問題放進一個事先設計好的籃子裡。我知道這對多數人很困難，因為更多的人需要的是安全感，追求真理終歸是件危險的事。我們真正的討論與課題，不該僅止於「動物園裡打獵」、或者是「公園裡的探險」。
　該回頭來談談「東亞」的事了。首先，關於古典的主義及政治已然過時了，今日世界的遊戲方式早就不是這個樣子。以前還要開疆拓土去建立強大帝國，今天的規則卻已然改變。也因為如此，所以一切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都顯得愚蠢可笑，除了麻醉自己以外別無用處。當然，政治家們還是可以藉此操弄愚蠢的人民，以期換來選票或是支持的力量。此外，我們並不像美國那樣，可以自然而然地迴避掉民族主義所帶來的紛擾。卻也不像歐洲一般，經歷過大量慘烈的教訓。所以，民族主義在這裡還有很大的市場。如果要討論「我們可愛的東亞」，那便不得不去釐清所謂「今日的民族主義」。今日的民族主義在我看來，就是個短暫狹隘的產物，在歷史上的昨日並非如此，明日也勢必會改變。
　民族主義橫掃日韓與兩岸三地，它與近代歷史發展和政治變局有著極大的關係，人民在不知不覺中都成了歷史與政治的玩偶，但卻毫無自覺，甚至自以為充滿見解地和思想。其實，我們都在盲目地從屬一個強大的體系、一個無人可與之抗衡的體系，這個體系一直在演繹，無法具體說明它是西方、東方、古希臘、還是今日的美國文明體系，因為它一直在慢慢吸收、演化。只不過，時至今日，我們眼前最清楚的，是一個以西方（確切地說是美國）文明為核心的文明系統。一美元紙鈔背面印的「New Order」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雖然這是一個非常久遠的故事了。美國人對於世界的設想，早在雅爾達密約之前便已經擬定好。而雅爾達密約這場政治交易，則安排了東亞這個小小的混亂，甚至製造了許多新的國家（所以民族主義和狹隘的愛國主義，實則蠢不可及）。而這些安排，導致了我們這幾個地方的人，經常看不起對方甚至彼此仇視，活脫脫像馬戲團裡的猴子。東亞的「亂」，恰恰是維持世界秩序不可缺少的關鍵。至於中共政權的共產主義及革命輸出、以及後來的冷戰時期和文明割裂，則是禍害無窮。中華文化是東亞文明的起源，曾經是東亞文明的中心，沒想到日本後來居上，在清朝取而代之成為東亞霸主。這實乃西方文明戰勝東方文明的體現，我們當時被迫認同了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基本上，中華和日本是相互揣摩，歷史上日本學習中華多一些，而近代則是中華學習日本多一些，兩個政權平時很友好，甚至有些時候很講義氣，但只要到達一定的平衡點，就得打上一架。唐朝一次、元朝二次、明朝一次、清朝一次（二戰其實也是清朝的延續），如此固定的頻率很像夫妻吵架。在鄧小平時代，兩個政權還在談戀愛，當時日本幾乎是傾囊相助，對中國大陸的提供了相當巨大的幫助，而大陸市場對日本的開放程度也令人瞠目。但回頭看看現在，卻很像鬧分手的情侶，嘴上很強硬，但明明心裡還惦記著對方。關於這些，其實看看兩邊每天的報紙就會知道。其實雙方首腦都不傻，他們真的很可憐，可見民主禍害無窮，並非事事都該民主的。多數人在某些單一事件上的判斷，是簡單而概念的，就像你無法想像，怎麼與一個藝術家討論華爾街的金融問題一樣。
　至於一旁的韓國也很委屈，每次日華開戰，朝鮮半島必定先遭殃。冷戰也是把朝鮮半島分開當前線，時至今日依舊如此。這些種種更催化了韓國民族主義的激情與根深蒂固，常讓外人難以理解。一個如此艱難的國家能有今日之成就，著實讓人欽佩。可能韓國人覺得日華根本就是兩個王八蛋，甚至世界上幾大勢力都是王八蛋，每次總要在韓國人的地盤上打架，害得朝鮮半島經常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其實我也覺得很氣憤，所以韓國把漢字改掉了，什麼都要自成一體。但從客觀的角度來看，這也是韓國文化缺乏自信的地方，因為政治與文化無關，從短暫的歷史角度去看或許有點關係，但長遠來看關係並不大。所以這比較像是一種對歷史的情緒反應，而誰又會知道百年後將是如何？
　臺灣雖然跟大陸是血脈相承，但卻更感謝日本人，這種感情得追溯至清朝時代。當時清朝未曾在臺灣建立完整的貨幣體系，反倒是後來的「殖民者」日本人，為臺灣人帶來了近代文明的發展。清政府割讓臺灣（當時的《馬關條約》是從日本手中贖回山東半島、割讓臺灣）、臺灣民主國建立、以及後來國民黨遷移台灣的歷史，使臺灣人的情感有了變化，「去中國化」是有跡可循的。從情緒的反應來看，一切並非無緣無故，而這些皆屬於歷史與政治的範疇。歷史與政治就像一對孿生兄弟，無法分割。政治就像當下的歷史，而歷史則屬於過往的政治。它們就像兩個巨大的座標維度，來界定著我們的一切。在我們的世界中，任何一個微小的坐標系統都是從屬於它，例如父母兄弟、國慶日、字典等，不一而足。從這些座標系統之中，我們才會清晰的知道「我是誰」，我想這也是我們這個項目的終極目標。
　從歷史長河之中，無論任何的戰爭變革和歷史變遷，我們都會發現一些驚奇的共通性，例如歐洲的希特勒和拿破崙，在主導了歐洲大陸之後，兩個人都做了同樣的事情，一是進攻英國，二是敗於俄國。誰能說這對近代歐洲文明格局的形成沒有任何影響（英國至今都沒有加入歐元區）？即使他們都同屬於基督教文明體系。然而放大類似的歷史關係，我們的一切過往似乎都圍繞著基督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其實這屬於基督文明的分支）、以及東亞的儒家文明、甚至是猶太文明之間而展開。這幾大文明的發展史彷彿是「文明的戰國關係」，忽而聯合、忽而對抗，跌跌撞撞直到今日仍是世界問題的關鍵所在。有些事情的發生和發展，簡直就是文明的衝突，很難去追究其最深層、最核心的原因。因此，文明就成為了除去歷史與政治之外、意外的第三個坐標系統。每一種文明背景，都帶來了對世界不同的認知與判斷。這三大坐標系統互為主次地位，多數的時候，政治與歷史更具功利性，因此也自然地成為了主要。比如日華的釣魚台（尖閣列島）問題、日韓的竹島（獨島）之爭、還有日俄的北方四島爭端，都從屬於這兩個座標的維繫之下。而文明在絕大多數的時候，並不具備現實的功利性，但對於長遠而言，它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如此看來，我們的世界就是靠著政治、歷史、文明這三個、同為界定這個世界而存在的坐標系統，在長久之間不斷互相牽制與平衡，才不至於崩潰。而這可能也是這個世界為何需要藝術和藝術家的原因吧？當然音樂與哲學和詩人也一樣。
　當以上這些成為基礎之後，我們面前才出現了接近「什麼是東亞」的可能性。文明一方面是建立創新、另外一方面則是消解無知，而我們的文明則較為傾向於後者。建立創新會解決很多問題、但也會帶來更多新的問題，所以只能加速創新，進而維持一個體系的平衡。但當加速到達一定的程度後，便會產生新的、本質上的問題。相反地，當無知消解之後，便產生了更多新的可能性，而這便是我們東方文明特有的魅力之處。正如一個杯子，它的價值便在於它是空的、而不是它的材質與花紋。當這個杯子盛滿了水或酒之後，它的價值也就失去了，只有不停的更新杯子裡的內容，才會使杯子的價值永恆。但這「更新」卻不同於「創新」，表意都是生長與發展，但內涵卻不同。
　關於「東亞」的問題，我們必須從文明的角度切入討論，才會有建設性的意義，政治和狹隘的歷史，無疑都是非常有限且不完整的。而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不可忘記的是我們的哲學文化觀和世界觀，在於「空性」和「無限的可能」。關於「東亞」我雖然意猶未盡，但時間實在來不及了，剩下的我們只有靠作品說話了。我已經嚴重地超出了交作業的最後期限，畢竟，我們的班主任相馬女士已經急著催促我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