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封不動重現過去實際發生的事情，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任何再現都不過是暫時性的，並且受各式各樣的詮釋所左右。而事實本身早已不再對我們任意傾訴。（……）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現今已經來到了一個必須面對歷史生產過程的時代了。（雪萊・瓦里安/Shelley Walia）
接到相馬千秋小姐的來電，詢問是否有意願參加第三次於台灣・台南舉辦的「r:ead」活動，大概是七月中旬的事情。
──溫小姐，不知道您是否願意做為日本藝術家代表前往參加？
自己身為小說家卻以「藝術家」的身份，受邀參與「r:ead #3」，感覺有點難為情，不過比起此點，我以「日本」代表的身分參加，這個事態更讓我感到一陣輕微眩暈。
因為，我是在「日本」成長的「台灣」人。因此，不論是「日本」還是「台灣」，兩者既都是我的國家，也都不是我的國家，我的身份讓我同時感受到這兩種感覺。
要特別強調的是，我說明自己身世，觸及自己是日本長大的台灣人這個要素，並沒有想要以自己是日本長大的台灣人「代表」，這樣的身份來進行論述。
「日本人」、「台灣人」。或者是「日本長大的台灣人」。
不管是何者，我都不認為自己有能耐可以作為代表。由我自己來看，光是要「代表」我自己，就已經精疲力竭，感到相當的負擔了。這樣的想法，我也確實告知了相馬小姐，對方的反應卻是既迅速，又讓人感到溫馨。
──正因為溫小姐身在這種處境又有此種想法，我認為更應該邀請您參加。
接下來話題就轉到，我希望由誰擔任自己的策劃人。首先浮現我腦海的，便是大川景子。
大川是『異境中的故鄉— 52年望中猶記 作家 李維英雄的重訪台中』（2013）紀錄片的導演。
透過製作這部紀錄片作為契機，我們才彼此認識。製作當中，她幾乎都是一個人自己負責攝影、剪接工作，完成後初次觀賞這部『異境中的故鄉』時，內心一陣感動。與被攝者間保持的距離，透過剪輯素材建構出的感性……她身為影像作家所展現出來的力量，深刻打動我心。很幸運地我也作為『異境中的故鄉』的相關人士，與大川導演共同出席了紀錄片的上映會。透過各地巡迴上映的機會，我們之間也迅速熟稔起來，在一起度過的時光中增進了彼此間的理解。
我與大川導演，其實都更傾心於，不是由權威者論述的大敘述歷史，而是由帶有匿名性的個人史積累形成的歷史。大敘述的國家、民族歷史無法汲取無數個人的情感。而個人的存在，卻是一個壓倒性的事實，將個人的感觸、情感加以琢磨，便會如波瀾萬丈般，栩栩如生地拂面而來…。
個人性的事物之中包攝著歷史。
並不是為了描述歷史而引用個人的經驗，而是因為有個人的存在，所以歷史才會存在。
確實，這正是我與她二人的基本思考方式。
與其作為策劃人，不如說想與影像作家或者紀錄片導演，也就是作為作品表現者的大川景子，一同參加r:ead #3。提出她的名字後，相馬小姐也認為能作為我夥伴的，大川確實是不二人選。當天我便寫電子郵件詢問大川，沒過幾個鐘頭便獲得大川回信，迅速同意與我一同前往參加r:ead #3活動，當時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
2014年9月30日，與大川在成田機場集合，搭乘同一班機出發。相馬小姐等工作人員們提早一天就抵達台北，因之，這天彷彿是我們倆人的旅行一般。不過，在台北・桃園機場的入境海關前，我們不得不暫時分開。每次與日本朋友到台灣時總是如此，朋友們在「外國人」區域列隊，我則排在他們一旁的「本國人」隊伍最後一個。換句話說，我到今天為止，在日本仍然被當「外國人」來處理。手上握著封面印有中華民國（Taiwan）的護照，腦中想著，我也算是「異境中長大的孩」吧。
分別完成「入境」與「回國」手續，兩人再次合流，走出機場的抵達大廳，迎接我們的，便是這次r:ead #3活動中，對我們而言不可或缺的葉佳蓉女史。
她能說流暢英語，也能說少許韓文，更講得一口俐落的日語。後來才知道，教導她日語的，是她日治時期受過日本教育的祖父。在桃園機場的入境大廳，因為初次見面帶著些微緊張彼此打過招呼的三人，完全無法想像，就在幾天之後會於台南的國立台灣文學館彼此暢談自己的祖父。
大家都稱葉佳蓉ZOE，幸虧有她擔任我們日本組的口譯兼導遊，我們才得以窺見一部讓我們感動不已的作品。ZOE敏感地察知了我與大川的直覺、感觸、情感，順利地成為我們對話的對象。再三強調這次r:ead #3活動中ZOE對我們而言，是遠超過一位通譯的存在，應該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2014年10月11日最終發表，透過ZOE的口譯，發表了我們如何與那部作品相遇，以及相遇之後我們又展開什麼樣的創作經歷。
因之，＊號以下的文章，便是針對當時發表的原稿進行修正與添加的成品。與會議記錄多所重複之處，尚請見諒。
＊
距今71年前的1943年，〈玉蘭花〉（日文為〈白木蓮〉）這部小說在台灣發表了。
作者是呂赫若。他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接受教育，以日語寫下〈玉蘭花〉，這部訴說來訪殖民地台灣的日本年輕人・鈴木善兵衛與一位當地七歲少年・虎坊相遇的故事。
台灣的女性與孩童們都對從日本內地來的「鈴木善兵衛」投注以憧憬的目光。鈴木帶著象徵近代的照相機漫步，將滿溢南國風情的台灣風景與人們的身姿，一一拍攝下來。村裡的人們對鈴木充滿嚮往，而鈴木也在綠意盎然的自然之中，心情愜意地與村人們相處生活。但是，某天他突然患病，而且村子裡的醫師無法進行治療，因此非得返回日本內地就醫不可。
鈴木不過只是殖民地台灣的短期逗留者。證據便是，他雖然拿著從日本帶來的照相機，透過機械式的鏡頭觀看台灣的風景與人群，但最終他自己卻無法留在這片風景之中。
這個故事，作者呂赫若是透過七歲的少年，虎坊的眼光來進行描寫的。
更正確地來說，應該是已成年的虎坊，回憶少年時期鈴木逗留村莊時的往事，以這樣的形式來撰寫的。
成年後的虎坊手邊，還留著自己七歲當下，鈴木善兵衛短暫逗留村莊時遺下的二十幾張褪色照片。這些全部都是鈴木拍攝的相片。
而拍攝者鈴木的身姿，卻沒有出現在任何一張照片上。
但是，這些沒有拍到鈴木身影的眾多照片，卻讓敘述者強烈感受到一個事實，那便是過去鈴木確實到過這裡。
……其實，我還沒讀過這部作品。
我只知道方才說明的故事大綱而已。
我是透過一本名為《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臺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的學術書籍而熟知這本小說的存在。
這本學術書籍原文為英文，作者為阮斐娜（Faye Yuan Kleeman）。是一位任教於美國的台灣女性。
幾天前，林欣怡曾說，對r:ead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口譯者的存在。她如此形容：在一個空間之中，各式各樣的話題，以各色各樣的言語描述；口譯者們驅使的言語，則宛如飄蕩的妖怪一般，在不同文化之間穿梭遊蕩。我也完全贊同她這樣的形容。
我身為在日本長大的台灣人，透過原本以英文撰寫，後來又被翻譯為日文的學術書籍，得知了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人以日語書寫的小說。
現在回頭想想，這樣的情況宛如就是r:ead般的體驗。
我透過阮斐娜的書，進而想要閱讀1943年12月刊載於《台灣文學》，篇名為〈玉蘭花〉的小說。
那約莫是一個月前的事情。
實際上，我最初並非為了找尋呂赫若的原稿才前來台南。純粹是在偶然之中得知，台南有一座「藏有許多日治時期以日語書寫的文學作品」的國立台灣文學館，那時便想著，如果有幸造訪這座文學館，或許便可以看到呂赫若的日語原文〈玉蘭花〉，當初完全是一派輕鬆的想法。
透過ZOE的幫助，經過事前調查，知道了館藏確實有《呂赫若日記》，但不知是否有〈玉蘭花〉。
即便如此，還是抱著先前往一探的想法，在ZOE的引導之下，協同大川導演三人，一同來到文學館。
文學館內藏有從昭和17年到19年，也就是西元1942年到1944年之間的《呂赫若日記》，以及其他刊載於文集當中，如〈牛車〉、〈風水〉、〈鄰居〉等在日本難以取得的呂赫若其他作品。
但是卻沒找到最重要的〈玉蘭花〉。
不過這樣對我而言已經非常足夠了。特別是能夠一窺複印的手寫《呂赫若日記》，便已然饒富趣味。
呂赫若使用一種對日本人而言再熟悉不過，日語稱為「當用日記」的三年份日記本，寫下紀錄。這種日記本共有三年份，附有相同的日期格式，每頁都以直書樣式撰寫。與我一同翻閱的大川導演，說她祖父也採用相同形式的筆記本來書寫日記。聽到她的說明，讓我不禁想像，自己的祖父或許也是如此。
最初，抱持著想在日記中搜尋是否有日語版〈玉蘭花〉的相關記述，不過翻著翻著卻忘了初衷，開始熱心的追隨著呂赫若的手跡閱讀。「睏到不行」、「那傢伙根本是個亂七八糟的人物」。
比起文學觀或者哲學那類高尚的論述，類似這種真情流露的書寫，反而更加有趣，我和景子倆人會心一笑。果然撩起我們關心的，還是這種極度私人的情感。在這個當下，我們確實觸及了遠在時空彼端，一個名為呂赫若的人，他的個人情感。
在這種感觸下，一邊翻覽呂赫若的日記時，ZOE則告訴我們「如果想閱讀〈玉蘭花〉，倒是有中文翻譯本」。
《短篇小說卷・日據時代 呂赫若集 冷酷又熾熱的慧眼》（前衛）
《小說全集 呂赫若 台灣第一才子》（聯合文學）
ZOE抱來了兩冊書籍。
雖然找不到日語原作，不過眼前卻有該篇小說的中文譯版。
對於這種狀況，內心湧出一股不可思議的感受。
所謂這種狀況，就是呂赫若原本以我最擅長的言語，也就是日語撰寫的作品，現在則以中文版的姿態出現在我的眼前。
原本就以中文書寫的台灣小說作品中，有好幾部我一直想試著閱讀看看。可惜我的語言能力尚有不足，最終仍得依賴日文翻譯版。每次品嚐閱讀翻譯成日語的中文作品時，我總會有這樣的感受。
如果我是在台灣長大，就不需要這樣繞一圈遠路了。
可是，呂赫若的情況不同，作品原文是日文。
所以想要閱讀原文的話，就必須要理解日語。
以中文為母語的台灣人，反而需要繞遠路。
不過我是以日語為母語的台灣人。所以，我能以更直接的方式接觸呂赫若的〈玉蘭花〉。
可是現下，擺在我面前的只有原本是日文〈白木蓮〉的中文版本〈玉蘭花yu4 lan2 hua1〉。
確實，這是二戰之後為了研究台灣殖民地時期文學，而翻譯成中文版本的作品。
轉換成繁體字的〈玉蘭花〉，使呂赫若與我的距離，既遠又近，既近又遠，浮盪著一股若即若離的感受。
實際上，到這個時點為止，我還未能領略兩種不同中文版的〈玉蘭花〉，各自具何種重要意義。對我而言，只是要選讀一本，或者對兩者都進行中文解讀，然後來想像我沒找到的呂赫若日語原版文章的模樣。我開玩笑的提議說，乾脆，我自己來翻譯一個版本吧，這時候ZOE才告知我們，這兩個不同版本其實存在著不同的意趣。
依照ZOE的說明，中文本存有「熟習日語的人閱讀起來，到處可以感受到日語氣息，但嚴格來說卻不是標準中文」與「為了讓完全不懂日語的讀者也能順利閱讀，以更標準的中文進行譯寫」的兩個版本。
換言之，對於只有單一日語原作的中文翻譯版本，因為翻譯的時代、社會與政治背景脈絡不同，而產生了相異的變化。
此時，大川導演提議：
不如這樣，採用現在找到的兩個〈玉蘭花（yu4 lan2 hua1）〉版本為基礎，然後小溫試著來寫一個自己版本的〈玉蘭花〉，或許會更加有趣。
景子說明，這與其說是翻譯，其實更屬於一種創作。
比起把中文翻譯成日語，這個過程更依賴小溫驅使自己的想像力來解讀，接著把這個故事寫成自己的小說，這樣不是應該會更為有趣？
這個提案，就這樣「碰」地一聲，掉到了我的頭上。
比方說，要對日本讀者介紹過去台灣曾經有這麼一位以日語創作小說的作者，以轉介為目的的話，應該有比我更為合適的譯者。
此外，如果是要研究呂赫若究竟寫了什麼，那就必須對兩種版本的〈玉蘭花（yu4 lan2 hua1）〉，進行透徹而嚴密的比較與檢證。
不怕說出來，不管上述哪種方向，都不是我的目標。
實際上，我會希望接觸呂赫若、周金波、陳火泉等受過大日本帝國皇民化教育世代的台灣人作品，希冀的只是能夠透過他們來理解自己的祖父母，可以說是極端個人的願望。
在此，請容許我稍微提及一下我祖父的故事。
我的祖父，在我出生之前就過世了，對我而言，我稱之為「阿公」的人，其實是外祖父。
現在如果還活著的話，應該已經快九十歲了。
在我孩提時期，阿公經常觀看NHK直播的大相撲或甲子園比賽。在千代之富士（譯註：千代の富士 貢/ Chiyonofuji Mitsugu，日本著名相撲力士，第58代「橫綱」，活躍於1970～80年代，或又譯「千代富士」）活躍時期，教我「橫綱」（よこづな/ yokozuna）這個日語詞彙的，就是阿公。
年幼的我，對於住在台灣的阿公，卻比生活於日本的雙親更熟悉日本一事，一點也不感到不可思議。因為我以為，阿公就是這樣的。
阿公比我父母更熱心地閱讀我在學校埋頭苦寫的作文或日記。作文能被阿公稱讚，對我而言是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
阿公七十歲的時候過世了，當時我還是高中一年級的學生。所以，當我後來知道有《多桑》這部電影時，阿公已經不在人世。
大學時期，我很熱衷跑附近的錄影帶出租店，知道《多桑》這部電影，大概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以中文發「Duo1 san1/ ㄉㄨㄛ・ㄙㄤ」的音，其實是很奇怪且不具意義的一個電影片名，因為實際上這是源自日語中的「お父さん」（otousan，即父親之意）。「多桑」就是以中文字表示日文父親「とうさん」（tousan）的發音。
吳念真（Wu2 nian2 zheng4）導演——對日本人說明，就是那位在電影《一一》中飾演洋洋父親的演員，可能就有不少人能夠理解——在這部台灣電影中，描繪一個於日本統治時期受過高度教育的台灣本省男性，於二戰後在日常生活上的悲哀狀態。
在國立台灣文學館的閱覽室，桌上攤展著呂赫若的作品，一邊與ZOE談論自己的祖父時，便讓我想起了《多桑》這部電影。
我的阿公與ZOE的祖父，籠統地來說，多少都屬於《多桑》那個世代的人們。在會場上，與我大約同時代的台灣人，或許也有人抱持與我相同的想法。
某天，我與ZOE聊起祖父們教過我們的日語。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自己還就在讀幼稚園，出門時大聲說了「出門去」（いってきます），就會被阿公訓斥，「一個女孩子家，應該要說『我出門了』（いってまいります/日語中較有禮貌的說法）」。
正如大家所知，在現今的日本，即便女性講「出門去」，人們也不會覺得有何不妥。
ZOE也告訴我如何從她祖父那邊學到「sports」的日文是「運動」等的故事。
——所以我長大之後，決定要自己重新學習日語。
我與ZOE回憶的祖父輩日語，多少都帶有點古老的感覺，事實上也理應如此，因為他們所操用的日語，畢竟是1930年代至1940年代這個時期所習得的。
1945年以後，台灣的國語，不再是日語。
之後，如眾所週知一般，在日本統治時期，特別是對受過高度教育的男性知識份子而言，一個悲慘時代正要展開。
蔣介石所率領的國民黨，為了反攻大陸，在台灣全域施行了戒嚴令。僅在幾年前，台灣還在雷厲風行的施行皇民化教育，只要經歷過這段教育的人們，都被當作被日本奴化的人們來處理。
我的雙親出生於1950年代，如同上一個世代因為身為大日本帝國皇民而學習日語一般，他們這個戰後世代也作為中華民國國民而學習中文。
僅僅半個世紀。如果以世代計算，不過是三個世代，在這當中，台灣的歷史已經經歷了如此複雜的割裂。當時還只是孩童的我，自然不會知道，能夠講比自己雙親更為流暢日語的外祖父，也就是我的阿公，不管是他的上一世代還是下一世代，根據大家與「日本」關係的深淺不同，都或多或少對我阿公的世代表現出輕視的態度。
與ZOE談話後，發現更饒富深意的一件事，便是不管在我家或她家，都盡量不會觸及有關政治的話題。舉例來說，對「日本時代」進行評價時，父子雙方站在一百八十度相反的立場上，每當談論這樣的話題，家中大概沒辦法維持平和與安穩吧。
我想起了與我母親同年齡的，某位在日台灣人女性，曾經說過這樣的往事。
她的父親，因為她與外省人談戀愛而激怒不已。
（外省人指，1949年以後與蔣介石一同來到台灣的人們）。
這成為她與那位戀人分手的原因之一。之後，因緣際會之下，她另外認識了日本男性，並展開了交往。那麼反對她與外省人交往的父親，當她要與外國人的日本人結婚時，卻直截了當，很爽快地答應了。
她父親似乎也快九十歲了。
她提及，返鄉見父親時，都會注意不要提起政治相關的話題。
「我父親患有心臟病，不能讓他太過興奮。可是只要一提到政治事務，因為他還是有許多看不慣、無法容忍的事情，所以一定會激動起來」。
究竟，是什麼什麼樣的刺激讓她父親如此激動呢。
究竟，是誰迫使她父親，或者我與ZOE的祖父們，必須忍受這種不得安穩的沈默呢？
順帶必須要跟大家告解一下，為了成果發表會，主辦單位給予參與者的兩天的準備時間。我這兩天都長時間待在台灣文學館的閱覽室裡。一邊面對著呂赫若，一邊不斷思考著我阿公世代的人們。這樣的日子整整過了兩天，直到10月9日，才隨r:ead #3的成員們一同前往高雄。
高雄應用大學楊雅玲教授為我們導覽了高雄的市鎮，大家來到一處被稱為「逍遙園」的地方，在茂密蒼鬱的樹林中，看到一座幾乎已經化為廢墟的大宅。這座宅邸，是一位與大正天皇女兒結婚，名為「大谷光瑞」的人所建造的別墅。聽到楊老師說明大谷「和日本皇家有關係」，我對「皇家（huang2 jia1）」這個中文詞彙的音聲，不知為何總有一股不祥的感覺。現在佇立在自己眼前的這座廢屋，是當時大谷當作別墅的家宅。楊老師的話語繼續，「這裏是眷村的時候……」
楊老師的這段說明，以日文來理解的話，應該是「當時這裏還是軍人眷屬居住的村落……」，這句話在我心中惹起一陣波瀾。「眷村（Juan4 cun1）」對日本人而言，是不太熟悉的一個詞彙。
「眷村」是指軍人居住的村落。與毛澤東率領的共產黨進行內戰，在這場國共內戰中戰敗的蔣介石，帶著大量的軍人終於來到台灣。因此被迫從大陸離開來到台灣生活的軍人，數量相當龐大。「眷村」（譯註：原文以平假名「けんそん」表示），便是這些軍人們群集、生活的聚落。楊老師一邊指著「逍遙園」的廢棄房舍，一邊說明：在某個時期，這裏住著約一百戶的軍人家庭。
我不得不感到一陣恍若眩暈般的感受。身為日本皇室親戚的大谷，他在殖民地別墅度過悠然生活的住家，之後卻由被趕出大陸，日夜夢想著能夠歸鄉的軍人們，以上百人的數量擁擠地居住著。這兩天，在台灣文學館裡，滿腦子思考著像祖父們一樣的本省人——也就是1945年以前就住在台灣的人們——的悲哀，醉心於此的我，面對著眼前「逍遙園」的荒廢建築，以及圍繞著它的歷史經緯，使我感受到一波衝擊。
與祖父同一世代，但卻述說著完全相異故事的台灣人們，他們的氣息，在此處鼓動。
當然我對於台灣的省籍矛盾問題，特別是祖父世代的本省人與外省人間的對立，只把它當作一種知識來理解。但，在這個當下，我卻被矗立於眼前的這個，一眼望去，極其平凡的台灣風景所動搖。
與此同時，又喚醒了我另一個記憶。
那是發生於r:ead #3，可以說是這個活動折返點的10月6日這天。當天下午，我與林牙牙等，透過台灣工作人員的導覽，造訪了火龍果田與漁村，度過了令人愉悅的半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發生於台南藝術大學徒步圈內的大崎農村。那時候大家正在散步當中，當地風景彷彿曾祖父母過往的居住之處，讓我感到還念不已的閩南式房屋接連不斷，微風輕撫著田野，山巒層疊翠綠蔥鬱的小徑，就在路旁，人們搬出板凳坐著，他們似乎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們。台灣工作人員之中，有人以台語和她們攀談。
——阿姨，這些人是遠從韓國、日本、中國來的喔。
聽到對話的兩位年長女性，靦腆地微笑著。
——阿姨，妳們還記得日語嗎？她們是日本人。
我聽到某個人，以台語這麼詢問居民。在這個瞬間我突然有股沈不住氣的感覺。我對於那些日本人訴說自己於台灣旅行時，遇到能以流暢日語和自己對話的老人們，而且還接受他們親切地款待而感到感動不已的經驗時，雖然做出這些敘述的日本人不懷惡意，但我聽了總是抱持著複雜的心情。站在大崎農村的我，從旁觀者看來，大概就是類似這種日本人吧……對於這件事情我突然有股無法釋懷的痛苦。不過，與我預期相反，老婦人們竟然回答，她們全然不會日語。
——因為在戰爭的時候，我們都沒辦法去學校吶。
……稍微思考一下，便察覺這也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因為日本統治時期，雖說後期有皇民化教育，但家境屬於能夠接受高度教育的，只是相對稀少的一小群台灣人而已。女性的話，人數就更為有限。雖然腦袋中可以理解這樣的狀況，但面對與祖母同世代的老婦人，且她們全然不理解日語，這個事實，仍然使我深刻感受到自己所認識的「台灣」，其實非常有限。
我所思考的，是想透過呂赫若與自己外祖父，將他們被歷史封鎖的聲音擷取出來。不過我也自我戒慎，即便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也不可以去抹消或者踐踏其他的人們。換言之，在組構起本省人的故事時，必然得面臨他們因為某種歷史必然性而不得不憎恨的外省人。但，我們絕對不能過度簡化，只把他們單純地視為祖父們的敵人。此外，即便同為本省人，我也不願意漠視沒有機會學習日語的人們。
1945年以後，外祖父的日語被歷史塵封，棄置。
但，當我在面對被迫沈默的外祖父所感受過的痛苦時，並不願意只傾聽身為自己親人的外祖父，或者與外祖父有類似經驗的人們的聲音。更何況，我絕對不願意高聲疾呼這些經歷就是歷史的「真實」。
我透過參與r:ead #3所獲得的，不僅只有呂赫若而已。
透過「逍遙園」與大崎農村的經驗，讓我更加強烈地規訓自我，當我想要面對祖父生存時代的台灣時，必須要更為「文學性」。對我而言，「文學性」就是指蘇珊宋妲所強調，「要與陳腔濫調的言說或單純化進行戰鬥，要認真的處理複合又曖昧的現實」，這樣的態度。
在經歷過上述的情境，重新反問自己身為在日本長大的台灣人，自己與日語的關係如何時，仍然還是得回想起以日語疼愛著我的外祖父。或許這樣的說法有點奇怪，但我一直覺得，自己的日語，會不會是來自外祖父的「隔代遺傳」。
現在，如果外祖父理解我目前的思維，不知道他會作何感想？
可是，我已經沒有機會再度聆聽外祖父的聲音了。
我想要閱讀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以日語書寫的小說，是因為希望能從中感受到外祖父的氣息，這其實才是最重要的理由。
或許大川導演直覺地嗅到了我這樣的想法，所以對站在呂赫若中文版〈玉蘭花〉前卻手足無措的我，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玉蘭花〉的翻譯有兩個版本，各自使用的中文，都對照著翻譯時代的背景脈絡。
如果真是如此，那麼，在當下這個時點，小溫將閱讀後得知的內容，以自己的語體來重新應答表述，那不正是最合適的創作方法嗎？
結果，因為在這段期間找不到呂赫若日本版的〈玉蘭花〉（日語版〈白木蓮〉），反而讓我振作奮起。
那就像鈴木善兵衛遺留下來的幾十張照片中，沒有一張照片拍到鈴木自己，卻也正因如此，鈴木的存在感反而更加鮮明，這似乎非常類似我所遭遇的狀況。
正因為缺乏日語版原作這個契機，我雖然不是文學研究者，也不是翻譯者，但終究是一個「文學創作者」，我以這樣的身份，透過自己的語彙，重新創作呂赫若的〈玉蘭花〉。
這便是我滯留台南的這段期間，心中湧起的，一股有如希望般的欲望。
我想投入時間，來完成這個欲望。
……最後，在台灣文學館閉關一天後，我完成了一篇短文。是以日語寫成，接著委請ZOE協助翻譯成中文，再以此中文版為基礎，與ZOE一同翻譯成台語。我想嘗試著朗讀這篇文章。台語，與中文一樣，都是在我學會日語之前，幼年期聽慣了的語言。中文是我就讀大學之後，才當作第二外語重新開始學習的，但，我卻沒有修過課學習台語。這也是我第一次以台語進行朗讀，敬請大家聆聽。
＊
從台北回到東京後，大概已經過了兩週。時序已經到了早晚都感到冷冽的時期。
我兩冊一套，厚重的《呂赫若日記》放置在身旁，我又重新思考了關於外祖父的事情。更正確來說，應該是思考了祖父輩們的事情。
祖父、阿公、哈拉波吉（韓語的祖父，할아버지）、爺爺……那天，當我朗讀的時候，背後的螢幕上以三種語言映照著朗讀的文章。
「原文」為日語，由ZOE譯為中文，接著趙純惠女士只花費一晚，便協助翻譯成韓語。
日本、韓國、中國，以及台灣等地的人們，聽到我拙稚台語的瞬間，仍願意包容，實在沒有比這更幸運的事了。過去也有多次機會朗讀含有台語的文字作品，不過，雖然只是一篇短文，但全部以台語發聲朗讀，這卻是首次經驗。發表前一夜，在文章寫成後，我與ZOE連家也沒回，持續確認我的發音。ZOE熱心地傾聽我的台語，包括聲調、語尾的「n」與「m」的區別等，針對各部分進行仔細的檢討指導。在反覆練習的過程中，突然ZOE低喃到，溫小姐，其實我的台語發音，可能也不見得完全標準……我立刻回答，請無須擔心。
——沒關係。因為我想發表的，並不是「正確的」台語。只是想以我自己的台語，來進行朗讀。
在這個當下，聽著眼前ZOE發聲唸出的台語，再轉換為自己的台語，如此的過程讓我感到非常開心。即便朗讀之後，有人指摘我的台語有些奇怪，那也不是ZOE的責任，而是我自己的責任。對於這樣的狀況，我自己抱有相當的覺悟。
正因為如此，當安素賢女士提出：
——在妳朗讀的聲音之中，可以感受到妳的思考、想法、感受，全部都壓縮在裡頭。
收到如此評價的時候，讓我頗為訝異。
——你，將自己內心的悸動，以台語朗讀的聲音包覆。此外，無法完全由妳語言包攝的東西，也透過妳的夥伴，也就是景子的攝影機這雙眼睛，而得以被擷取出來。
關於此點，我也有著相同感受。
當由大川氏拍攝的，我自己的身姿影像被打在螢幕上時，便栩栩如生地喚醒了當初面對兩種中文版本〈玉蘭花〉時的興奮感。在國立台灣文學館與ZOE對話的自己，比想像中更為喧擾。影片中的那幾分鐘，因為現場花費相當時間反覆以言語進行討論，本來以為自己其實相當冷靜，意料之外卻非如此，這也讓我感到一陣羞赧。初次與〈玉蘭花〉接觸的那個瞬間，透過大川氏的攝影機被記錄下來，這樣的事實，加上之後我參考〈玉蘭花〉再創造成我自己日語版的〈白木蓮〉，整個過程對我而言，其份量愈益沈重。
（發表時，為了幫助聽不懂日語的聽眾理解我與ZOE的對話內容，我們也在畫面上打上英文字幕。對於能在極為有限的時間裡，確實掌握我們的表現意圖，並且能夠迅速進行翻譯作業的田村Kanoko氏，我感到萬分感佩。真的非常感謝！）
正因如此，當安素賢女士給予上述評論時，讓我們感到非常歡欣鼓舞，也為我們灌注了相當的勇氣。同樣來自韓國，mixrice的趙智恩（音譯，Cheo Ji –Eun）女士，也針對我們的發表，提出一段令人難忘的話語。
——將歷史中確實存在的聲音纖細地汲取而出的行為，與解開僵固的東亞關係息息相關。今後，我也想與你們一同探究這個範疇。
之後，趙智恩女士還對我說，聆聽妳對阿公傾訴的聲音，讓我也想起了自己的哈拉波吉（韓語的祖父，할아버지）。
……在這個寫作的當下，對於我無法將安素賢女士與趙智恩女士的話語，以她們所發出的聲響，換句話說，也就是無法以韓語向讀者再現，讓我感到些許的焦躁。在r:ead #3活動期間，安素賢女士與趙智恩女士的話語聲，那股流淌入我耳內的韓語聲響，給我一種既懷念又親切的感受。對於一種自己全然未解的語言，卻能抱持這種感覺，這還是頭一次（當然，也有可能因為說話的人是安素賢女士與趙智恩女士，才讓我有這樣的感覺）。特別是智恩女士唸出我的名字，發出On・Yu・Ju（原文以片假名表示）的聲音傳達至我耳內，以온 유쥬標記方式表達自己姓名的世界，確實存在於這世上，讓我內心感到彷彿有股暖流通過一般。
온 유쥬
On・Yu・Ju（原文為日文片假名オン・ユ・ジュ），在「溫又柔」這組國字裡所具備的兩種發音聲響中，與中文的「ㄨㄣ・ㄧㄡˋ・ㄖㄡˊ/ Wen1 You4 Rou2」完全不相似，卻與日語的On・Yuu・ Juu（原文為片假名オン・ユウ・ジュウ）極為相像。
如果我在出生的台灣長大，名字應該就會讀成「ㄨㄣ・ㄧㄡˋ・ㄖㄡˊ/ Wen1 You4 Rou2」。不過，我卻是以日語發音的On・Yuu・Juu（オン・ユウ・ジュウ）在日本成長。
並且從日本前來參加r:ead #3。
這樣的我，以台語發表一封給祖父的信，並且朗讀給來自韓國、日本、中國、以及台灣的人們聽，現在回首思考，對我而言這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特別是龔卓軍先生，在聽過我朗讀後，他談起自己父親時，聲音中還帶著些微的顫抖。現在想起那情景，仍激烈的動搖著我的內心。
回到東京後的現在，我對於日本、韓國、中國以及台灣……這些目前生活在東亞的朋友的祖父們，有著想更進一步去理解他們想法。生活於東亞的我們，透過互相交換祖父們的故事，或許就能試圖相互理解而展開對話……對我而言，r:ead #3活動給了我一種「這個嶄新旅程即將展開」的預感。
以「國家」為單位講述的「歷史」，等於是強加於我們的個別故事。
我比過往更加強烈的感受到這股危機感。我們是否應該從「國家」中解放出來，從而獲取更多的自由？
只有自己所屬國家的敘事才是歷史的「真實」。
以「國家」為主體敘述的歷史，有時會把現在正生存於東亞的我們切割分裂。若以這種思考作為理解基礎，當鄰國人們出現圍繞「真實」進行爭論、相互競合的狀況時，單純以「國家」單位進行自我闡述，肯定會發生認知上的斷差。如果我們人類只能做到如此，那放眼可及的，將只會是一片荒蕪的光景。
面對東亞的朋友們，我們可以更強調「個人性」一些。如果太順從於「國家」強植於我們的敘述，便會無法傾聽鄰國正在奮力生活的友人們的聲音。這樣的狀況，實在使人備感哀愁與寂寥。至少對我而言，不管對方以何種言語訴說，我都願意以全身的感受性，盡可能地去側耳傾聽。是的，就像在r:ead #3相逢的朋友們，他們也傾聽我的話語一般。
November 2,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