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r:ead ボランティア大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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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r:eadでは2月17日(月)より滞在を開始するアーティストのサポートや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の通訳など、さまざまなかたちでプログラムをサポートしてくださるボランティアを募集しています。

・東アジアのさまざまな事柄に興味がある
・日本・中国・韓国・台湾のアーティストやキュレーターと対話し、思考を深めたい
・今活躍する若手アーティストやキュレーターが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知りたい、制作過程を間近で見たい

など、r:eadの活動に共感していただける方なら年齢・国籍・経験は不問です。
中国語、韓国語が堪能な方は大歓迎!!
みなさまのご応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期間:2014年2月17日(月)-3月14日(金)
活動内容:アーティストの生活面のサポート、制作サポート、通訳、翻訳、その他期間中に行うイベントやアクティビティーのサポート
場所:にしすがも創造舎、ほか
※ 交通費支給 / 出勤日や時間は応相談

こちらからお気軽にご応募ください。
ボランティアに関する質問もこちらからお願いします。
[ボランティア応募フォーム]

(English) r:ead × comos-tv × 森美術館 特別企画トークイベント開催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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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とは?—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を目指して」

今回で2年目を迎えたr:ead(レジデンス・東アジア・ダイアローグ)。「東アジア地域(中国、韓国、台湾、日本)のアーティストや、キュレーター、ドラマトゥルク、批評家のため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というコンセプトを掲げ、対話とプロセスを重視したレジデンス・プログラムとして実施されています。
今回のトークイベントでは、「そもそもr:eadとは?」という問いに答えつつ、このプログラムの全体像やビジョンを明らかにします。昨年の参加アーティストである小泉明郎氏、現在参加中の下道基行氏に、それぞれr:eadで得た対話や体験を語って頂きつつ、アジアのアートシーンで多くの実績をもつ森美術館の片岡真実氏をゲストにお迎えし、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同時代芸術と社会の関係について議論を深めます。司会は本プログラムのディレクター、相馬千秋が務めます。

《comos-tvとの連携により、森美術館の一角より完全生中継が実現!ぜひご視聴下さい!》

日時:2014年2月27日(木)19:00~21:00
視聴URL:http://www.ustream.tv/channel/comos-tv
※今回はUstreamの放送のみです。

■出演
片岡真実(森美術館チーフキュレーター)
小泉明郎
下道基行 
相馬千秋(r:eadディレクター)

主催: NPO法人アートネットワーク・ジャパン
共催:comos-tv
特別協力:森美術館
協賛:アサヒビール株式会社
助成:台北駐日経済文化代表処 台北文化センター
平成25年度 文化芸術の海外発信拠点形成事業(アーティスト・イン・レジデンス事業)

懷舊與考現:關於1930年代的亞洲斷章

從已經過時的東西中,從第一批鋼鐵建築裡,從最早的工廠廠房裡,從最早的照片裡,從已經滅絕的物品裡,從大鋼琴和五年前的服裝裡,從已經落伍的酒店裡,他第一個看到了革命的能量。
——班雅明

如果懷舊(nostalgia)是為了回味過去,考現(modernology)是為了了解過去在現在的挪移轉用,那麼,許多當代的創作,都傾向將懷舊與考現加以疊合,形成一種奇妙的當下時間機器。在這一篇文章裡,我想將這架時間機器的按紐,調撥到1930年代,觀察藝術家們如何針對1930年代,進行特異的懷舊與考現,同時,讓我們從亞洲自身的狀況開始,再以亞洲作結。

一般對於懷舊的討論,總是以舊物為焦點,透過物件的質感衰變為時間機器,捕捉時間變易所生的距離感與能量。但是,若我們跳脫古董舊貨商的視野,放眼望去,最容易讓人興起懷舊感傷的,莫過於人性之鉅變,亦即,人的態度與生活風格的一去不返,簡單的說,最讓人感到時間詫異的,其實是生命形式的改變,就像吳爾芙在〈小說的藝術〉說的那句話:「1910年之後,人性發生了鉅變。」現代世界的來臨,讓舊時的人性與生活形式,像蠶變般產生全體變態,難以挽回。對於亞洲生命形式全體變態的描述,莫過於《名人》這本小說了。

這部川端康成畢生花費最多心血、自認為最喜歡的作品,是根據1938年6月至12月舉行的「本因坊秀哉名人引退紀念賽」而寫成的小說。川端以奇異的現代文體,將新聞報導、事件評述、哲理分析和客觀評論揉合為一組抽象過後的時間機器,蒙太奇式地對比了秀哉名人與大竹七段在棋局過程中展現的生命形式。秀哉名人雖專注但自在,雖然生病封棋三個月,仍以自在悠然、視整個棋局過程為一局藝術作品的創作,他不拘小節、不矯情做作,不時以賞花、尋友、打麻將、撞球,排解下棋的壓力,盡量忘記棋勢。反觀殺氣十足的大竹七段,其專注表現為有點歇斯底里的緊張,猶如上戰場的武士,粗獷犀利,以必勝必得必殺之心,在休息時也不時想著棋盤,一刻也不敢疏忽地暗中進行研究。最後,三十歲的大竹七段,以五目嬴了持白子的名人秀哉,棋局結束後不久,1940年元月,秀哉病逝。

對於川端來說,卒年六十五歲的秀哉,固然象徵了一個時代的尾音,卻也代表了亞洲精神結構在美學上的最後一擊。川端的懷舊,因而並不是對於消逝物件的考察,而是一闕人格與生命型態的輓歌,是對於下棋過程中,會突然忘記下了幾手、會無心地玩弄手邊的扇子、會不時悠然抬頭望向窗外庭園的秀哉精神結構,給予惋惜,付出悲嘆,是對於藝道的精神,施予藝術的禮讚。至於大竹,不過是亞洲現代化過程的西式賽局精神下的產物,或說是一頭殺氣騰騰的怪物,一架不擇手段、遵守規則的求嬴機器。至此,我們或許可以驀然領會,川端的小說,以其藝術性構造的是自身美學歸屬的宣告,他的小說成為一架亞洲現代性的時間機器,重點已經不是懷舊,而是舊時美學的精神性廢墟交疊於當下的現實處境,懷舊於此逆轉而成為考現。

2007年底在台北當代館展出的〈名人—仿川端康成〉一作,謝素梅進一步挪用川端康成的美學主張,用以指向當代藝術與「藝道」精神之間的隱然關聯,棋盤的格線消失不見,黑白子在無垠的精神空間中對弈。以一位深居歐洲盧森堡的華裔藝術家而言,亞洲藝術精神的價值反而成為她的考現學中的空缺,是一個必須要重新在當下加以宣訴的命題,是一個必須要跳出懷舊心態,透過考現,加以實踐與創造的藝術戲局。

這篇文章寫作的當下,我正以策展者的身份受邀,在東京參加「東亞駐地對話」(Residency East Asia Dialogue, R:ead)計畫。活動期間,東京藝術大學的桂英史(Katsura Eishi)教授具體而微地提出了東京的三個考現學線索:公園、雕像與黑市。我因此而去參觀了靖國神社的大村益次郎(Masushirô Ômura)的雕像,日本現代陸軍的建立者,看到了遊就館中的零式飛機。也了解了押井守電影《立食師列傳》中提及的戰後食物短缺時期,新橋、澀谷、新宿這些黑市形成的初期狀態,以及當時華人、朝鮮人與日本人爭奪地盤的大致過程,同時,也去考察了新橋的現狀。

其中,最引起我興趣的是上野公園,來過東京幾次,第一次了解到,就在這個公園裡,台灣總督府建築者森山松之助(Matsunosuke Moriyama,1869~1949) 負責1907年在此舉辦的「內國勸業博覽會」「台灣館」設計,成果頗受好評,特別是「台灣喫茶店」的設立,具有里程碑的性質。恰好當時總督府官方正在進行新廳舍(指今總統府)的競圖活動,據聞森山松之助對參與此次競圖十分積極,不久森山便來到台灣,隨後出任總督府新廳舍的工事主任一職。可惜的是,當時的「台灣館」早已灰飛煙滅,杳無蹤跡。但無論如何,1929年朝鮮博覽會的台灣館、1935年台北舉行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1936年岐阜市舉辦的躍進日本大博覽會及福岡市博多大博覽會,如今已不留痕跡的「台灣館」,台灣物產與殖民過濾的文化表徵,都曾經大放異彩。

當我正在踟躕,感到此地懷舊之物早已難尋之際,策展人高山明(Takayama Akira)畫剛剛在東京舉辦過的「東京異托邦」(Tokyo Heterotopia)計畫,卻帶來了一絲考現學的曙光。從德國學習戲劇出身的高山明,對於東京在現代時期,與亞洲各國政治難民、移民的十三個異地緣關係,特別感興趣。這個計畫的重點是:「在東京尋找亞洲」,經由「旅遊劇場」的異時劇本藝術手法,觀眾手持收音機中的文學敘事,一方面與現實產生隔離,另一方面進入歷史情境與現實時空的交合狀態,在散步逗留之際,將特定場址的日常生活時空加以轉換,突顯歷史與當下間的落差,使得在現代時期不斷發生變革的亞洲,成為東京內部的異地、他者,成為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意義下,折射亞洲異現代遽變的「異托邦」。

首先是「東京藝術劇場」地下樓的「築地小劇場」,許多亞洲革命戲劇皆在此演出。譬如蘇聯劇作家鐵捷克(Tretiakov,1892- 1939)的《怒吼吧,中國!》,於1929年開始在此公演。朝鮮獨立運動的代表戲曲《金玉均》,於1928年在此公演。其次,如周恩來1917年19歲來日留學時,喜歡光顧的神田神保町「漢陽樓」吃家鄉味的獅子頭。於是,在神保町的「漢陽樓」,54歲的日本明治大學教授管啟次郎特別以1976年清明節「周恩來追悼花圈詩詞遭受鎮壓事件」,也就是一般所謂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為核心,進行創作,播送於收音機中。

十三個異地現址的創作中,比較吸引我注意的是位於池袋要町(Kanamecho Area)附近的「王家之墓」。由台灣移民溫又柔創作的這個作品,環繞的核心人物是台灣的流亡語言學者、獨立運動倡導者王育德(1924-1985),以他在1957年編纂出版的世界第一本《台灣語常用語彙》為材料,呈現他留學日本,有感於台灣語沒有發音表記法,二戰爆發後中斷東京大學中國哲學博士學業,回台受廖繼春之邀任教台南一中,以台語創作新劇,後因二二八事件取道香港、流亡日本,繼續博士學業,在1969年成為台人東大文學博士第一人的生涯歷程。1960年,他與黃昭堂、廖建龍等六人成立「台灣青年社」,同時創辦日文版的《台灣青年》,畢生貢獻於國際台語語言學研究和台灣獨立運動,1985年客死東京。

雖然我並不知道藝術家溫又柔創作的具體創作內容,但是,身為一位台灣人,的確會對池袋附近的這個特異地點,產生一種「so close, so far.」的亞洲他者之覺悟。我住的飯店就在西池袋,離築地小劇場的原址不到一公里,距王家之墓也非常接近,但是,今日的世界、我個人的身世,卻距離這些亞洲革命史的歷史特定場址,如此遙遠,竟至不可見。所幸有高山明這樣的劇場導演,使得懷舊之思,變為考現之學。透過無線廣橎的戲劇敘事,讓觀眾手持收音機與說明冊頁,載上耳機,走近都市無人知曉身世的一角,安靜悄然間,旋身躍入亞洲壯闊革命歷史的浪頭之中。

「東京異托邦」這個藝術計畫,讓我想起了另一個1930年代的世界劇場——歐洲。2012年德國文件大展之中,加拿大藝術家珍涅.卡蒂芙(Janet Cardiff)與喬治.米勒(Georges Bures Miller)在卡塞爾舊車站(Kassel Alter Bahnhof)創作的〈舊車站錄像行走〉(Alter Bahnhof Vedio Walk),與高山明的「東京異托邦計畫」,在方法上有相互呼應之處。

卡蒂芙作品的懷舊方法,亦頗有都市考現學的風味。她的媒體介面是置於iphone手機內的錄像作品,透過綜合歷史、小說、音樂、舞蹈表演等等異質敘事的綜合體,加上現地中的裝置文件,我們在卡塞爾車站與月台之間受到導覽引領穿梭和停駐,在虛擬和現實之間的疊合情境中,得到了某種異托邦的感覺團塊。其中,七號月台的一段,具體描述了這個月台在1930年代,遣送猶太人至納粹集中營的集體與個人歷史,冷冽時空,森然之感,乍然在時空交錯的聆聽中湧現,使我陷入小小的激動之中。高山明亦對此作品頗為熟悉,他說,他在進入到錄像的舞蹈表演那一段,突然有一位身障者蹣跚自其側旁擦身而過,懷舊之情驀然被當下情景打斷,兩相共振之際,令他全身冒起雞皮疙瘩。

然而,從策展方法學的層面來說,高山明指出,他的方法是來自古老劇場對觀眾參與的要求,甚至是「theatre」這個語彙的古老字源,即已指向劇場為的是觀眾的投入,而不是現代隔離式的舞台表演,因此,如何使劇場的焦點回歸到觀眾席上,讓他們在參與演出後相互討論,才是他的「觀眾論」方法核心,就此而言,懷舊與考現之所以形成必要之交錯,實因與其藝術家要在此創造一個物件與身體的遠觀舞台,不如說藝術家思考的是如何創造出當下的戲劇狀況與情境,透過這種親身參與的政治性,讓觀眾與社會重新產生聯結。

基於以上的思考,2013年卡塞爾德國文件展中卡德.阿提亞(Kader Attia)的微型博物館,「歷史與修復:從西方到超西方文化的修復」(The repair from Occident to Extra-Occidental Cultures),體現的是透過戰爭、醫學、殖民史的提汲,將懷舊的層次,提昇到現時創作的知識、空間與物件佈署。而吉歐弗瑞.法默(Geoffrey Farmer)剪輯《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1935年至1985年,總共50年歷史材料的裝置作品〈草葉集〉(Leaves of Grass),就顯示出其創作方法上的迥然有異,仍然是傾向視覺裝置與傳統博物館反諷形式的視覺中心展示邏輯。另一方面,依據高山明的看法,針對「亞洲」的現代經驗,考現學能夠呈現的「亞洲性」特質,其歷史與當下交錯層次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恐怕遠遠超過歐洲現代較為線性的歷史發展積層。

當然,懷舊與考現不得不面對歷史創傷與修復的問題,此乃毋庸置疑。而正是在這個歷史創傷的層次,亞洲的多語言與多族群交會的歷史層疊,或許更值得我們的關注。駐留東京之際,我參觀了此刻正於六本木的森美術館的十周年展,由片岡真實(Mami Kataoka)策畫的:「out of doubt」(毋庸置疑)。這題目若用謝德慶作品的書名out of time來思考,既可說「毋庸置疑」,亦可說是「出自懷疑」。其中有攝影家中平卓馬(NAKAHIRA TAKUMA)的作品,中村宏關於沖繩戰爭體制的繪畫,還有一位踏查過宜蘭員山機堡與亞洲和台灣各地鳥居,討論戰爭餘生,進行考現學(modernology)而非考古學的年輕藝術家下道基行(Shitamichi Motoyuki)的作品。在「東亞駐地對話計畫」的工作坊中,我聆聽了下道基行的報告,他將這些機堡與鳥居的現行挪用狀況,進行攝影的記錄,同時也設置了諸如「周日繪畫日」的行動,在原址進行考現式的創作。這些都是對於現代遺跡的現下考察,在懷舊與考現之間,運用藝術手法,組裝出異質時空機器的「聚合體」(assemblage)。

有趣的是,年輕藝術家下道基行的作品,此刻不僅在森美術館展出,其實也正在台中的國立美術館「亞洲雙年展」中展出。一個小小的八卦是,關於宜蘭員山的零式飛機機堡,還是台灣藝術家高俊宏提醒他可以去進行踏查後的源於交流對話之作呢。同時,在這一系列「懷舊與考現」的討論之後,我覺得高俊宏的作品力度與路徑,相較於前面討論的這些作品與方法上的思考,不僅毫無遜色,其活潑程度亦是綽綽有餘、令人矚目的。

高俊宏在2010年左右的湯姆生影像晶體系列,其中台汽保修廠廢墟的舊照炭筆壁畫,經過蔡明亮導演的偶遇,成為威尼斯電影評審大獎電影《郊遊》的重要場景,這已經一時傳為台灣藝壇佳話。彼時創作的無目的性,在2013年誠品畫廊的「我們是否工作過量」展覽時,更推進為十餘處台灣現代廢墟的影像晶體考現壁畫計畫,成果不俗。高俊宏的「廢墟影像晶體計畫」,有一個1930年代的斷章,那就是他的計畫配置了訪談歷史空間中的1930年代人物,員山機堡中畫的零式飛機神風特攻隊台籍飛行機械員張正光。除此之外,他將廢墟的歷史脈絡往當代延伸,其中「海山煤礦廢墟」、「台汽保修廠廢墟」 進一步發展為集體壁畫共遊團體、廢墟與新自由主義論壇、邀請受難家屬現身說法等等行動,透過各種形式集體組織行動的介面,使得懷舊不再落於感傷與悼亡的個人形式,蠶變為對於現時台灣地景的結構性考察與再組織,同時,在國美館的展出,亦有高俊宏本人的穿脫礦工舊衣的異時空「暖身傳遞」行為,讓藝術家在現時與歷史的創傷之缺口,與這些歷史的幽魂鬼魅,有了身體性與象徵性的對話。也許,懷舊,就其本質而言,本即需要考現學的超渡,而非再度將其埋葬於不可見的歷史幽冥殘渣堆底。

「廢墟影像晶體計畫」此刻仍在持續創作,帝國主義歷史照片、殖民戰爭傷口、現代工業遺跡、畫廊空間、美術館雙年展空間、亞洲聯結、諸眾的自我組裝,在鉅型帝國主義交鋒而畸形詭異的亞洲當前政治情勢下,開展了一種特異的異托邦藝術行動。透過這些1930年代的亞洲斷章,人民面對歷史的能動性,透過「觀眾劇場」的方法論與藝術創作計畫,在此扳回一城,懷舊與考現的政治學,自此推進到對於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公共空間私有化的趨勢諷喻批判。於是,由藝術家構造、民眾可參與的異質亞洲連帶關係,漸漸浮現其可能潛力。那麼,當我們思考如何跳脫出現代主義藝術框架,突顯亞洲當代藝術的「懷舊與考現」方法時,那一條仍然遙遠漫長的路,一條無政府、去殖民、跨國界、抵拒資本化的廢墟再生之路,或已明白朗現在民眾現身廢墟劇場,親身參與體會、開展議論的那一刻。

所謂的脫藝術

▲金 海珠: 這次通過r:ead活動久別重逢,給了我們深思各自在創作環境所遇到的和關心的問題的機會;也讓我們各自探索了對現代美術和批判性設計的極限,在不放棄的基礎上,思考了如何摸索新方法。但是這個極限,應該不只是在藝術本身內部發生的問題。

R:ead結束之後回到韓國那天,為了逮捕參加反對民營化罷工的鐵道工會幹部,首爾的員警襲擊了民主勞總事務所。12月28日,在首爾市中心也發生了大規模的遊行。我本來期待新政權之後發生的如此大規模的遊行,會使民眾們的士氣上揚,但比起有組織性、戰略性的員警,市民的遊行隊伍顯得力不從心,這讓我感到很遺憾。結果,在遊行悲慘地結束之後沒幾天,鐵道工會的罷工也被終止,反對民營化的呼聲也一下減弱了。

我想,透過種種這樣令人遺憾的經驗,削弱了維持市民運動和抗議所需的組織能力,逐漸瓦解了市民對政治力量的信賴。這讓我感到,通過實踐來表達藝術時遇到的極限,與通過抗議試圖解決某種現實問題時所遇到的極限,似乎有些相似的感情在裡面。究竟,在r:ead之後,我會對首爾的景色有著甚麼樣的看法?而「脫藝術」這個方式,又會在這段期間有著甚麼樣的發展?在在都讓人十分期待。

▲金晃:再讓我補充一點,對我來說參加r:ead還有一個並不是很單純的目的,那就是,我不僅僅是想通過它去發現什麼新東西,也是想將現在正在苦惱的事情,在腦海中漂浮著的事情通過這樣一個過程去使它成為語言、文字。

從我開始宣導批判性設計、並且實際展開製作之後,遇上最令人苦惱的部分,便是被問起「儘管我號稱它是設計的一種進步,但它最終還是必須借用藝術的方法論不是嗎」這樣一個問題(而且這個問題,是我最常遇見的一個問題)。對此,我通常會先用唐諾曼的設計機能性論點(設計可以解決問題,而藝術可以發現問題這個論點)來辯護,接著討論所謂所有權的交流問題,也就是藝術作品是不能為大眾所有的,它只能通過觀眾自身的視覺來傳遞資訊(圖像)。但是設計可為大眾所有,它可以由所有者親手破壞(物體)。當然,這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是具有說服力的理論,但是我自己也對此深感不足。

在這過程之中,我意識到,最終我所選的行為,是一種脫藝術的行為。其實,我的披薩作品也體現了這樣的傾向,只是當時的作品單純由靈感而來,我也還沒有自己將它理論化。在參加r:ead之前,我曾經和Seunghyo先生有過一段信件上的往來,我將部分的內容擷取、並摘錄於其下。
(e-mail內容的摘錄)——————————————

▲金滉:我曾經和Seunghyo先生這麼說過:「通過這次展覽會,我想將藝術解體。」實際上,這就是我想透過展覽會去實現的自我欲望吧。雖然我和Seunghyo先生都身在藝術界,但比起藝術,我們卻對社會自身更感興趣。也正因為我和Seunghyo先生有著共通的願景,因此我借者這次的展覽會,進行了一場將藝術社會化的實驗。這與將藝術大眾化不同,我要的並不是社會性的藝術、不是「對政治、社會有興趣,並且向著這些方面進行創作活動的設計家」,而是「對藝術有興趣,並且從事著某種活動的社會、政治思想家、煽動家」才對。
▲Seunghyo:正是如此。實際上,每當我在藝術界提到多元藝術的時候,都會有很多人問我為什麽這個年代還要提出這麽老的話題。但是,我真正關心的,正是像金晃所說的那樣,並不是社會性的藝術,而是那些在藝術的外圍、或者是在邊界線周圍人們的社會活動。他們之中的人,會用更直接、更具煽動性的方式從事工作。他們會借用藝術的形式,從更加美學性的觀點去接近藝術,而我將後者定義新的多元藝術。

至於我為什麽要給它下定義,是因為我認為在不遠的將來,即使多元藝術會因為資金與政策的緣故而消失,那也不會影響已經成型的多元作品,並且將會一直被創作下去。只是如果不下定義,那麽就沒辦法展開討論。

我決定在Festival Bo:m展出批判性設計的最大理由,便是我想嘗試借用多元藝術之中重要的一個媒介——設計,讓大家認識多元藝術。就像後現代戲劇劇場或者non-dance那樣,可以給多元藝術一個新的衝擊。

雖然我認為這樣的說法並不夠謹慎,但對我而言,所謂「對藝術有興趣,並且從事著某種活動的社會、政治思想家、煽動家」,應該可以直接認為他們就是一種設計師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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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滉:在開始這個對話之前,我可以說是隱隱約約對脫藝術有一些了解。雖然我實際上並沒有標榜、也並沒有下意識地從事脫藝術,但是我現在認識到,我的作品中似乎確實地體現了這層意思。

在這之前,我曾經和Na.Yonu先生見面談過有關festival的事情。過去,festival是促使藝術進步的力量,但是如今,泛濫的festival是否真的成為進步的藝術?還是我們已經不得不面對一個必須尋找出可以取代它、尋找新型festival的時代了呢?當然,我們之間還有許多的想法,產生了深層的共鳴,但是在我回去仔細思考過之後發現,比起我們的社會現在正在面臨的問題,那些可以推動藝術進步的先進思想,是不是有些太渺小了呢?
看著那些訴求總統下台而咆哮著自焚的人們,讓我感到自己的藝術行為,看起來是那麽的無聊(這或許可以說是一種病態,甚至也可以說是一種傲慢)。但最終,我還是認為我必須要從事與社會性活動和行為相關的藝術。而實際上,這部分的內容似乎是自然而然地,與脫藝術的軌道越離越遠了。

雖然,我還不清楚應該用什麽樣的方式、怎樣來表達,但是我想,在r:ead裡進行的研究調查活動,應該要朝著更具有明確「脫藝術」模型性的方面進行才是。

▲金海珠:我對金滉的這個「脫藝術」的想法、以及他現在正在策劃的展覽會,有著相當濃厚的興趣。所謂的策展者,在擔任連接藝術家與觀眾間媒介的同時,也肩負著探尋與制度相妥協切入點的任務。我身為一個獨立的策展者,雖然不屬於一個集體,但也不認為「美術」可以從一個大的制度範疇內獨立出來。即使是做宣傳「抵抗」與「獨立性」的企劃,如果我們不充分了解制度這個大概念的話,那也是無法展開的。從這點來說,我覺得金滉的「脫藝術」與策展要如何相結合這件事很有趣,也很期待。另外,對於「通過這個展覽會達到解剖藝術的目的」的這個說法,我想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通過策展實踐「脫藝術」的開端。

我最近看了一本談論到以上議題的書,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本書的名字叫做《Curating Subjects》(Paul O’Neill編著,現實文化社出版,2013),這是一本記錄了Mark Hutchinson與Dave Beech對話的選集。(http://www.markhutchinson.org/writing/writing%20inconsequential%20bayonets.html)

他們在談論關於策展的獨立性與協作性的無限可能時,提到了「反藝術」與「反策畫」這個議題,這裏我引用Dave Beech的一段話。

「『反藝術』的破壞性潛力,並不是在於藝術付出其自身的代價,進而挑戰藝術之外的東西(被排除的、日常性的等),而是把存在於藝術之內、但是藝術自身卻不贊同的部份分離出來,讓其與藝術對峙。從這個精確的意義上來看,反藝術是藝術辯證的轉換,也就是『不存在』的不存在。反藝術也就意味著,藝術是有其轉換價值的。」

「那麽,是什麽阻止了策展人去做『另外的什麽』呢?在這裏,『反藝術』更傾向於被理解為對專業主義、能力、以及技能等的一種塑造。因為『做些另外的什麽』,代表著為了抵抗合謀而進行的一系列活動。正如獨立通常意味著從哪裏而獨立出來一般,而合謀卻經常伴隨著一些東西,比如市場、美術制度、歷史、藝術的社會價值、以及美術愛好者所認知的人類學等。因此『做些另外的什麽』就是抵抗市場、美術制度、美術史等約定俗成的東西。我們通過反藝術可以學習到的,是對於合謀的抵抗,那並不是源於被社會所孤立的個體實踐,而是從那些被禁止發表、或被排除在正式藝術討論之外、甚至是被干擾或被汙染的藝術開始。」

當然,如果金滉所表述的「脫藝術」,是以一種「存在於藝術內部、但不被藝術所贊同」的「反藝術」而表現出來的話,其實它具有更積極的意思。我們最終可以從藝術的外圍入手,通過摸索與實踐來理解這個概念。

「就像此次的展覽會一樣,展出的設計表現方法,並不是一貫展覽會所呈現的方式,有些被認為是在藝術內部進行著(大概這個就是向「脫藝術」階段邁進的嘗試),這或許可以被考慮為接近於反藝術的實踐」。Dave Beech在這段對話中,列舉了幾個藝術家策劃的展示會例子,並以其作為實踐「反策畫」的實例供大家參考。這些展示,大多不是遵從美術館專門規定來精心策劃的展示,而是充滿著糾紛與不確定性的項目。這個時候,策展者不再發揮著連接藝術家與觀眾的媒介或翻譯作用,而是擔任類似於暴露藝術社會關聯性協作者的角色。通過以上的說明,金滉現在企劃的「批判性設計」的展覽會,不僅僅表達了「反藝術」(或「脫藝術」)的概念,同時是否也可以成為「反策畫」或者「脫策畫」的實驗地呢?如果可以的話,究竟又該如何具體地施行呢?

▲金滉:實際上,我所謂的脫藝術以及脫策畫,並不是為了反對至今藝術所具備的制度以及模型,也不像金海珠說的一樣具有攻擊性的態度,更不是為了因為我認為某些制度有錯誤而進行的反擊。或許這聽起來有些過於中立,但對我而言,其實這個世界上並沒有甚麼是一定正確或一定錯誤的,我只想抱持著某種無為而自然的態度而已。

如今,我想做的、以及有興趣的,只有讓自己幸福、並且讓他人沉重的生活負荷也能稍微減輕而已(或是說給予他們快樂)。如果能將我這裡所謂「他人」更進一步地向外擴張的話,那就更好不過了。於是,當我試著去思考該怎麼做的時候,我認為只有當整個社會制度朝著正像前進時,人們才有可能獲得幸福。如果一個從未改變過、甚至是毫無道理的社會,也能朝著正向改變的話,那或許就能讓更多的人感覺到幸福了吧。也因為如此,我思考著南北韓的統一,這需要用一個能更清楚地眺望時代的時代性視野去思考。然後,再試著想像下一個嶄新的社會,並為其思索與提案。

而正因為我是一個藝術家,所以我試著將我想做的事情以藝術的方式呈現,但我卻不想使用那些至今人們已習以為常的藝術型態來表現。簡單地說,我試著將自己的思緒用自己的創作方式呈現,並且希望這個創作方式,能夠成為一個既能列入藝術範疇、卻也能被藝術範疇排斥的嶄新創作方式。如果借用金海珠推薦給我、Mark Hutchinson文章裡的說法來解釋,那就是:「I want to add this: doing something else means being something other than a curator as a curator。」除此之外,還有這樣的一段話:「Hence, when and if the curator does something else – and becomes something else – I agree that this ‘being’ occupies existing structures differently but I want to go further and suggest that this ‘being’ also occupies different structures differently。」(其實由於全書都是英文,讀起來真的很讓人疲倦)

無論如何,最重要的問題,在於「為何必須要用不同於過往的方法」這件事上。對我而言,這就是所謂的「業」(Karma)。就結果來看,這一切應該都是為賦予變化與創造其相應的價值吧。如果那些成為作品根基靈感的社會制度是與正向的變化相連結,那麼採用其方法論的藝術也一定會呈現出正向的變化。這麼一來,在其他的領域也就會開始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借用這個方法論。但與其說我討厭這個系統因此做出了「反藝術」的舉動,不如說我自然而然地採用了「脫藝術」的方式。如此一來,便能夠藉著這個「業」,殘留在藝術的範疇之中。雖然金海珠認為我這樣的態度相當地積極,但我自己卻認為這其實是一種消極且旁觀的態度。

就算在政治立場上,我也認為所謂的進步,需要採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才對。我們不該為了反對保守而進步,而是該懷抱著保守、並且與保守一同向前進步才對。如果不這麼做,最後我們便無法前往勝利的彼端。在我的作品《Consumption Rationing Trading System》(http://www.hwangkim.com/crts.html)裡,除了可以看見我的思緒之外,也能發現要讓資本主義成功的方式,並不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也不是強制性的增加社會福利制度、而是提高自主性捐款的數量才是。這確實是一個違反人力基本慾望、也就是佔有慾的一個行為。從我作品的圖解裡可以看到,有錢人為了捐款給無家可歸的人們,排成了長長的人龍。藉著這樣的感覺,我們可以讓保守趨向於安定。這傳達出了「即使我們握有權力,但你們並不會沒飯吃」、或是「我們會保護你們,所以一起進步吧」這樣的象徵意義。

不僅如此,當我看著這些人能這樣子過完自己的人生時,我受到了極大的感動。那就像是看到得不是創作、而是創作者的人生一般。能夠如此單純的生活著,這些人的人生本身就是一種藝術。我想要不斷地去尋找這樣的人們,或許是因為我也想要能夠這樣單純地生活著吧。那些人教會我,「業」本身就是一種藝術,我應該更積極地用藝術方式去呈現它。如果我不是一個藝術家的話,或許我會單純地將製作披薩的教學DVD送至北朝鮮便結束了,但正因為我是位藝術家,所以我將這些東西,弄成了展示品與公演呈現給所有人。

結論:

金滉的作品=時代性/進化後的社會系統(金滉的煩惱)+融合型藝術/系統進化後的藝術(金滉的業)>自然地脫藝術(金滉的作品/人生)>以藝術型態產生的展示(金滉的作品)

策畫金滉批判性設計的展示會=時代性/進化後的社會系統(金滉的煩惱)+系統進化後的藝術(金滉的業):例如現在正一起製作中的Onka/Nomu光州518視覺藝術、公演、參加行藝術、設計等>展覽形式的呈現(金滉的策畫):雖然說是展示會,其實應該要以公演的方式呈現才對……

而我想要在r:ead裡做的,便是尋找並研究那些自然而然脫藝術的人們,並將其確立為一種方法論,並試著看看這個方法論,是否能為其他的藝術家所適用,但至今還在煩惱中。希望藝術家能以我的研究為劇本,並依此進行演出。

消逝與殘留/存在與故事

「所謂的過去,究竟是經過了甚麼樣的編譯後傳承而來的?而那些與之相關的物件存在,其型態與意義的變化、以及封閉在其中的時空、還有將之開封的方法與體驗等,都是我想要探究的問題與現象。」
最近,我整理了一下自己這十年來的創作核心,得出了上面這個結論。由於我對於眼前既有存在之間的關聯性相當地有興趣,因此我採用了攝影與訪談等方式來進行創作。我試著不使用自己製作出來的東西,而採用觀察、收集以及事後的編譯,將歷史這個巨大的故事、以及那些被捨棄在其周圍的小故事,能同時地呈現出來。
然而,在這次的r.ead活動裡,我計畫在自己一向以來的紀錄片手法中,融入一些「自己加進一些甚麼」的手法,並以此為出發進行了一番考據。

在與台灣、大陸以及韓國的創作者、策展者還有留學生口譯們相處的這一週,對我而言是非常具有意義的一段時間。雖然這次與我合作的服部浩之先生因為當時正在泰國曼谷,因此沒辦法在這一週間碰到面,但在熊倉晴子小姐的協助、以及三人間每天傳遞的電子郵件等的方式之下,終於能將三人的思緒與創意融會貫通。

對我來說,為了創作一個作品而花上數年的時間,可說是家常便飯。但這次在第一次聚會結束之後,我居然連該從哪裡著手都無法決定,我想是因為一下子接收了太多的資訊與刺激的緣故吧。而在這大量的契機之中,我想試著舉出一個例子來談談。

參加這次聚會的大陸創作者孫遜曾說過:「所謂的藝術作品,是為了未來而存在的。」這句話,至今依舊殘留在我心裡(不過,這句話是經過口譯解讀之後所傳達過來的,與孫遜本人的想法是否有所出入就不敢確定了)。我試著將孫遜所說的「藝術作品」這四個字,代換為「紀念碑(Monument)」這個詞、也就是變成「所謂的紀念碑,是為了未來而存在的」這句話,並且從這個角度開始了我的思考。

一般來說,大多數的紀念碑,都是將過去留存至今,而經由某個人的自我意識進一步編譯後所建造的東西(雖然那絕大多數都是令人失望的存在)。藉由這個切入點,我試著去思考,我們所創造的作品,是否有可能變成一個在未來重新開封後,將會造成後人錯誤解讀的軟性紀念碑呢?

在我提出這個看法後,孫遜說道:「有些紀念碑,即使原來的意義改變了,但依舊成為了人們互相等候約定的地標性存在不是嗎?」對於孫遜的這番說法,熊倉馬上提出了反論:「涉谷的八犬公像,可說是日本最有名的相約地標。但是,這不是因為這個雕像很有名,所以才會成為相約地標的嗎?不過,由於現在大家都有手機了,所以所謂相約地標這樣的東西,或許也不再那麼需要了吧。」

所謂的八犬公像,是為了紀念以前一匹總是在涉谷站前等候主人回家、即使主人過世了也依舊在車站前等候的忠犬,所建立的一座銅像。時至今日,八犬公像依舊是人們相約等候的地標性存在。這個八犬公像,或許便是一個將個人相約等待的場所紀念碑化後,成為公眾相約等待地標的有趣例子。在進一步調查後,原來最早於1943年建造的八犬公像,早因為二戰時的充公(因為金屬原料不足、因此將各種東西充公轉換為武器)而消失了。如今站在涉谷站前的,其實是在戰後重建的仿製品。原始的八犬公像變成了武器或是某種東西,但仿製的重建品卻超越了時代、成為了一個延續原始八犬公像機能的存在。

在12月一週聚會結束後的翌日,我與歸國的服部先生相約於靖國神社之前。這或許有些牽強,但我向服部談到,或許自古以來,靖國神社也能看作是一個具有相約等待地標機能的設施也說不定。一個具有讓死者們能在未來聚首時、相約等待機能的設施作用也說不定。

雜亂寫了需多,雖然依舊無法讓每個節點之間產生聯繫,但這便是我如今想法的一部份。

由於與服部先生和熊倉小姐之間的書信往返,對於互相意見的交流與思考層面的飛躍,有著極大的幫助。因此為了記錄這些思緒的運算過程,目前我們打算繼續不斷地持續收送彼此的郵件。而在接下來二到三月的駐村期間,我打算前往前往考察那些誕生於東北的紀念碑、以及其他存在於關東的紀念碑們。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也私自地希望能參加台灣、大陸以及韓國參加者們的考察活動,和他們一起旅行與思考。至於為何會希望參加其他人的活動,我想,那是因為在這個活動裡,所謂「駐村」這個詞的意義,並不在於讓所有人待在某個設定好的特殊區塊裡而已,而是意味著讓所有人擁有一起活動、一起談話的共同時間才是吧。至少,如今的我是這麼想著的。

從『不在』開始談起

12月22日早晨,我踏出了從曼谷飛回羽田的班機,就這麼地前往了靖國神社,在巨大的鳥居之下,與下道基行先生相約碰了面。當時,他也剛結束我因為滯留曼谷而無法參加的第一次r:ead聚會。周圍散落著金黃色葉子的大銀杏,讓人實際地感受到了日本冬季的入口。雖然同樣被放在「亞洲」這個範疇之內,但泰國四季如夏的氣候,讓人很難相信這兩個地方有著相同的稱謂。這數年來,我來往與各個被包含在亞洲這個地區的國家之間,不斷地思索著所謂「亞洲」究竟代表著甚麼。

獲邀參加的r:ead計畫,是一個為東亞各國的藝術家與策展者之間,提供「交疊對話的場所」為概念所展開的藝術家駐村計畫,也是一個全新的嘗試與挑戰。一直以來,我都是以策展者身分,參加各種由藝術中心所主辦的藝術家駐村活動,因此對於這次採用嶄新概念與組合的駐村活動,感到非常地有興趣。在我所屬的機關團體裡,除了擁有可供創作的工作室、讓藝術家休息的住宿設施、也有可供發表作品的展示場,可說是一個專供藝術家集中精神創作的地方。自然,對於參加的藝術家而言,他們的工作便是集中精神、完成創作,也就是一種「創立里程碑式」的活動。雖然這種風格的活動必然有其意義,然而,這次r:ead活動所期望的,卻是一種將明確的目的剔除後,創立一個平行的空間,讓藝術家們思索在到達自己的創作里程碑之前,這整個駐村活動過程所具備的意義,甚至是讓他們從根本重新思考所謂駐村活動的意義。

這次與我合作的下道基行先生,是一位藉由各種方法,不斷探求「紀念碑」與「堪稱里程碑的活動」的存在、以及其周圍或內側所顯現風景的藝術家。他在第一次的駐村對話中,與「相約地標」這個他心中的關鍵字邂逅了。他所謂的「相約地標」,指得並不是現存的紀念碑式地標,而是思考那些為了未來、但如今尚未存在的紀念碑。下道的這個想法輪廓,與我一向以來在美術與建築領域中的經驗與成果不謀而合,讓人非常期待這次合作所能產生的火花。

最後,我想談談這次對話的主軸、也就是「東亞」這個名詞。所謂東亞這個範疇,究竟是真的存在?亦或這個範疇不過只是幻夢一場?我不敢確定,但無論如何,我試著用「鄰接的他者」、或「鄰人集合體」的概念,去解釋這個範疇。換句話說,也就是一群受到國家框架所切割、或是被同化的鄰近人群的代稱。即使是距離更為遙遠的東南亞各國,我也能深切感受他們與日本之間的各種各樣連結。那麼,我們又是如何與這些相鄰的國家間,不斷地進行著對話呢?或許,下道心中那個「為了未來、但如今尚未存在的紀念碑」的概念,正是讓這些對話更加深化的一個起點也說不定。

東亞是空的

 關於今日的東亞,究竟這個東亞,是美國人眼中的東亞?或安倍與習近平之間的東亞?還是普世價值下的東亞?亦或是華人、日本人、以及韓國人的東亞?不管是站在上述的任何一個立場去面對這個問題,但卻不曾真正去「遊歷」、或者「經歷」這些「東亞」所涵蓋的地域以及文化,那麼,偏離真實的無知與狹隘,就會讓一個人抱著既有且無法說明從何而來的論點,去針對性地尋找論據、甚至是臆想論據。如此一來,沒有什麼不是表面的,甚至會使人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與智慧,進而對真實世界視而不見。這就像一隻馬戲團裡的小狗一樣,怎樣被訓練都可以。
不要忘記,今日的世界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對於文化,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風險,正導致我們在不知不覺之中被奴役,甚至還沾沾自喜。所謂的「正確性」,正悄悄地變得廉價,且多數人並不懷疑、也未曾驚醒,就像溫水裡的青蛙一般。
 請原諒上述看似與「東亞」無關的論述,因為不討論這些,便無法進入真正的問題。也可以說,假如我們的討論果真像上文所說的情況一般,那這場討論便會變成貌似學術的假討論。因此,身為一個「真誠」的藝術家,我真心地認為這樣的「學術討論」只配下酒罷了。如果我們的討論不只是形式,那就不該把所有的問題放進一個事先設計好的籃子裡。我知道這對多數人很困難,因為更多的人需要的是安全感,追求真理終歸是件危險的事。我們真正的討論與課題,不該僅止於「動物園裡打獵」、或者是「公園裡的探險」。
 該回頭來談談「東亞」的事了。首先,關於古典的主義及政治已然過時了,今日世界的遊戲方式早就不是這個樣子。以前還要開疆拓土去建立強大帝國,今天的規則卻已然改變。也因為如此,所以一切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都顯得愚蠢可笑,除了麻醉自己以外別無用處。當然,政治家們還是可以藉此操弄愚蠢的人民,以期換來選票或是支持的力量。此外,我們並不像美國那樣,可以自然而然地迴避掉民族主義所帶來的紛擾。卻也不像歐洲一般,經歷過大量慘烈的教訓。所以,民族主義在這裡還有很大的市場。如果要討論「我們可愛的東亞」,那便不得不去釐清所謂「今日的民族主義」。今日的民族主義在我看來,就是個短暫狹隘的產物,在歷史上的昨日並非如此,明日也勢必會改變。
 民族主義橫掃日韓與兩岸三地,它與近代歷史發展和政治變局有著極大的關係,人民在不知不覺中都成了歷史與政治的玩偶,但卻毫無自覺,甚至自以為充滿見解地和思想。其實,我們都在盲目地從屬一個強大的體系、一個無人可與之抗衡的體系,這個體系一直在演繹,無法具體說明它是西方、東方、古希臘、還是今日的美國文明體系,因為它一直在慢慢吸收、演化。只不過,時至今日,我們眼前最清楚的,是一個以西方(確切地說是美國)文明為核心的文明系統。一美元紙鈔背面印的「New Order」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雖然這是一個非常久遠的故事了。美國人對於世界的設想,早在雅爾達密約之前便已經擬定好。而雅爾達密約這場政治交易,則安排了東亞這個小小的混亂,甚至製造了許多新的國家(所以民族主義和狹隘的愛國主義,實則蠢不可及)。而這些安排,導致了我們這幾個地方的人,經常看不起對方甚至彼此仇視,活脫脫像馬戲團裡的猴子。東亞的「亂」,恰恰是維持世界秩序不可缺少的關鍵。至於中共政權的共產主義及革命輸出、以及後來的冷戰時期和文明割裂,則是禍害無窮。中華文化是東亞文明的起源,曾經是東亞文明的中心,沒想到日本後來居上,在清朝取而代之成為東亞霸主。這實乃西方文明戰勝東方文明的體現,我們當時被迫認同了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基本上,中華和日本是相互揣摩,歷史上日本學習中華多一些,而近代則是中華學習日本多一些,兩個政權平時很友好,甚至有些時候很講義氣,但只要到達一定的平衡點,就得打上一架。唐朝一次、元朝二次、明朝一次、清朝一次(二戰其實也是清朝的延續),如此固定的頻率很像夫妻吵架。在鄧小平時代,兩個政權還在談戀愛,當時日本幾乎是傾囊相助,對中國大陸的提供了相當巨大的幫助,而大陸市場對日本的開放程度也令人瞠目。但回頭看看現在,卻很像鬧分手的情侶,嘴上很強硬,但明明心裡還惦記著對方。關於這些,其實看看兩邊每天的報紙就會知道。其實雙方首腦都不傻,他們真的很可憐,可見民主禍害無窮,並非事事都該民主的。多數人在某些單一事件上的判斷,是簡單而概念的,就像你無法想像,怎麼與一個藝術家討論華爾街的金融問題一樣。
 至於一旁的韓國也很委屈,每次日華開戰,朝鮮半島必定先遭殃。冷戰也是把朝鮮半島分開當前線,時至今日依舊如此。這些種種更催化了韓國民族主義的激情與根深蒂固,常讓外人難以理解。一個如此艱難的國家能有今日之成就,著實讓人欽佩。可能韓國人覺得日華根本就是兩個王八蛋,甚至世界上幾大勢力都是王八蛋,每次總要在韓國人的地盤上打架,害得朝鮮半島經常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其實我也覺得很氣憤,所以韓國把漢字改掉了,什麼都要自成一體。但從客觀的角度來看,這也是韓國文化缺乏自信的地方,因為政治與文化無關,從短暫的歷史角度去看或許有點關係,但長遠來看關係並不大。所以這比較像是一種對歷史的情緒反應,而誰又會知道百年後將是如何?
 臺灣雖然跟大陸是血脈相承,但卻更感謝日本人,這種感情得追溯至清朝時代。當時清朝未曾在臺灣建立完整的貨幣體系,反倒是後來的「殖民者」日本人,為臺灣人帶來了近代文明的發展。清政府割讓臺灣(當時的《馬關條約》是從日本手中贖回山東半島、割讓臺灣)、臺灣民主國建立、以及後來國民黨遷移台灣的歷史,使臺灣人的情感有了變化,「去中國化」是有跡可循的。從情緒的反應來看,一切並非無緣無故,而這些皆屬於歷史與政治的範疇。歷史與政治就像一對孿生兄弟,無法分割。政治就像當下的歷史,而歷史則屬於過往的政治。它們就像兩個巨大的座標維度,來界定著我們的一切。在我們的世界中,任何一個微小的坐標系統都是從屬於它,例如父母兄弟、國慶日、字典等,不一而足。從這些座標系統之中,我們才會清晰的知道「我是誰」,我想這也是我們這個項目的終極目標。
 從歷史長河之中,無論任何的戰爭變革和歷史變遷,我們都會發現一些驚奇的共通性,例如歐洲的希特勒和拿破崙,在主導了歐洲大陸之後,兩個人都做了同樣的事情,一是進攻英國,二是敗於俄國。誰能說這對近代歐洲文明格局的形成沒有任何影響(英國至今都沒有加入歐元區)?即使他們都同屬於基督教文明體系。然而放大類似的歷史關係,我們的一切過往似乎都圍繞著基督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其實這屬於基督文明的分支)、以及東亞的儒家文明、甚至是猶太文明之間而展開。這幾大文明的發展史彷彿是「文明的戰國關係」,忽而聯合、忽而對抗,跌跌撞撞直到今日仍是世界問題的關鍵所在。有些事情的發生和發展,簡直就是文明的衝突,很難去追究其最深層、最核心的原因。因此,文明就成為了除去歷史與政治之外、意外的第三個坐標系統。每一種文明背景,都帶來了對世界不同的認知與判斷。這三大坐標系統互為主次地位,多數的時候,政治與歷史更具功利性,因此也自然地成為了主要。比如日華的釣魚台(尖閣列島)問題、日韓的竹島(獨島)之爭、還有日俄的北方四島爭端,都從屬於這兩個座標的維繫之下。而文明在絕大多數的時候,並不具備現實的功利性,但對於長遠而言,它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如此看來,我們的世界就是靠著政治、歷史、文明這三個、同為界定這個世界而存在的坐標系統,在長久之間不斷互相牽制與平衡,才不至於崩潰。而這可能也是這個世界為何需要藝術和藝術家的原因吧?當然音樂與哲學和詩人也一樣。
 當以上這些成為基礎之後,我們面前才出現了接近「什麼是東亞」的可能性。文明一方面是建立創新、另外一方面則是消解無知,而我們的文明則較為傾向於後者。建立創新會解決很多問題、但也會帶來更多新的問題,所以只能加速創新,進而維持一個體系的平衡。但當加速到達一定的程度後,便會產生新的、本質上的問題。相反地,當無知消解之後,便產生了更多新的可能性,而這便是我們東方文明特有的魅力之處。正如一個杯子,它的價值便在於它是空的、而不是它的材質與花紋。當這個杯子盛滿了水或酒之後,它的價值也就失去了,只有不停的更新杯子裡的內容,才會使杯子的價值永恆。但這「更新」卻不同於「創新」,表意都是生長與發展,但內涵卻不同。
 關於「東亞」的問題,我們必須從文明的角度切入討論,才會有建設性的意義,政治和狹隘的歷史,無疑都是非常有限且不完整的。而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不可忘記的是我們的哲學文化觀和世界觀,在於「空性」和「無限的可能」。關於「東亞」我雖然意猶未盡,但時間實在來不及了,剩下的我們只有靠作品說話了。我已經嚴重地超出了交作業的最後期限,畢竟,我們的班主任相馬女士已經急著催促我了呢。

日本和中國大陸的自由女神 ——來自與孫遜的對話

 那是在r:ead的一次小旅行中,我們一起去台場時發生的故事。當我回頭去找遲遲沒有跟來的孫遜時,發現他一直在盯著台場的自由女神像。他詫異地問我,為什麼這裡竟然會有這樣一座雕像。
我隱約地記得,這好像是幾年前為慶祝日法友好時從法國運來的,雖然不是很確定,但我決定就先這樣模糊地回答他,回去之後再查詳情。

 我知道孫遜是直接從紐約趕來的,所以對他來說自由女神像的存在可能會更顯奇特。自由女神、一個民主主義的象徵,美國獨立紀念日和法國大革命的日期也被銘刻於上。贏得自由和獨立,從所有的捆綁中獲得解脫,自由女神腳下環繞著掙脫的枷鎖,正是這個意義的象徵。另外,也有傳說認為,自由女神像是由法國共濟會於1886年贈與美國共濟會的禮物。*1
但是不管怎麼說,自由女神已經變成是現代美國的象徵。對孫遜來說,戰敗後的日本在麥卡錫和駐日盟軍總司令統治下,直接並且全盤性地接受了美國式的民主主義,而這樣的國家和象徵著自由的女神並不相稱。

 我可以理解孫遜的想法,但我卻認為,正因為自由女神不斷出現在好萊塢電影、書籍、以及繪畫等媒體上,對於戰後渲染了美國文化的日本來說,這個直接象徵美國的雕像,其實是非常相配的。而選擇台場,一個由垃圾填海造陸而建的人工島來放置自由女神像,這本身也非常符合日本的特點。經過查證後確定,台場的自由女神像原本是在98年到99年的兩年間,法國為表示日法友好出借給日本的雕像。但在2000年時,日本向法國申請製作了複製版的自由女神像,並將其擺放在原來的位置,現已成為著名的約會、觀光場所。這個雕像並不及美國版女神像的巨大,法國版自由女神像身高僅有11公尺,是精確地以巴黎的女神像為原型並由青銅仿製而成。*2

 雖然外形有所不同,但其實香港也有一座自由女神像。中文叫做「民主女神」。這座民主女神是由北京的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在4天之內製作完成的。雕像高約為10公尺,不管是身形或是手持火炬的姿勢,都與原本的自由女神像相似。民主女神是聚集在天安門前以絕食和靜坐等行為,向政府表示抗議學生的象徵,更是他們對民主主義的渴望。1989年5月30日,當民主女神被安置於天安門廣場時,反體制的學生們為之歡呼雀躍。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共當局發表聲明,稱在公共場所放置這樣的雕像屬於重大違法行為。6月4日下午5點,就在政府向手無寸鐵、毫無抵抗能力市民們開槍射擊的同時,民主女神像也被強制拆除。

1996年,香港維多利亞港上建起了民主女神像的複製版,但2010年,政府決定下令將其拆除,後經過香港市民的強烈抗議,現在她被靜置於香港中文大學中。當時,將雕像放置於時代廣場的13人因此而被逮捕,雖然最後經上訴而被無罪釋放,但由此可見即使是香港,也被迫屈服於北京的強大壓力之下。
 天安門事件之後,散佈在世界各國的反中共人士以及他們的支持者,開始將民主女神像視為天安門事件中殉難者的紀念。同時,世界各地也開始製作民主女神的複製模型。美國於1999年和2007年,將民主女神像視為民主主義的一種象徵,分別在舊金山維吉尼亞的自由公園、以及華盛頓特區都建立了民主女神。而在住有許多大陸移民的加拿大,則將民主女神像視為學生運動的象徵,在溫哥華的哥倫比亞大學、卡爾加里大學以及多倫多約克大學裡建立起了自己的民主女神像。*3

 不管是擔任美國文化代表、紐約地標的自由女神,或是象徵日法友好紀念的自由女神,又或者是象徵民主主義、抵抗與天安門事件流血慘痛記憶而建立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女神。這座在東方和西方擁有著不同意義的雕像,即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徵、也是全球化和榨取的縮影,她帶著共濟會、美國文化和天安門事件等各種詮釋,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靜靜地看著我們。

  1. 自由の女神像 (ニューヨーク) – Wikipedia
  2. お台場に自由の女神があるのはなぜですか? – Yahoo!知恵袋
  3. 民主女神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