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在』開始談起

12月22日早晨,我踏出了從曼谷飛回羽田的班機,就這麼地前往了靖國神社,在巨大的鳥居之下,與下道基行先生相約碰了面。當時,他也剛結束我因為滯留曼谷而無法參加的第一次r:ead聚會。周圍散落著金黃色葉子的大銀杏,讓人實際地感受到了日本冬季的入口。雖然同樣被放在「亞洲」這個範疇之內,但泰國四季如夏的氣候,讓人很難相信這兩個地方有著相同的稱謂。這數年來,我來往與各個被包含在亞洲這個地區的國家之間,不斷地思索著所謂「亞洲」究竟代表著甚麼。

獲邀參加的r:ead計畫,是一個為東亞各國的藝術家與策展者之間,提供「交疊對話的場所」為概念所展開的藝術家駐村計畫,也是一個全新的嘗試與挑戰。一直以來,我都是以策展者身分,參加各種由藝術中心所主辦的藝術家駐村活動,因此對於這次採用嶄新概念與組合的駐村活動,感到非常地有興趣。在我所屬的機關團體裡,除了擁有可供創作的工作室、讓藝術家休息的住宿設施、也有可供發表作品的展示場,可說是一個專供藝術家集中精神創作的地方。自然,對於參加的藝術家而言,他們的工作便是集中精神、完成創作,也就是一種「創立里程碑式」的活動。雖然這種風格的活動必然有其意義,然而,這次r:ead活動所期望的,卻是一種將明確的目的剔除後,創立一個平行的空間,讓藝術家們思索在到達自己的創作里程碑之前,這整個駐村活動過程所具備的意義,甚至是讓他們從根本重新思考所謂駐村活動的意義。

這次與我合作的下道基行先生,是一位藉由各種方法,不斷探求「紀念碑」與「堪稱里程碑的活動」的存在、以及其周圍或內側所顯現風景的藝術家。他在第一次的駐村對話中,與「相約地標」這個他心中的關鍵字邂逅了。他所謂的「相約地標」,指得並不是現存的紀念碑式地標,而是思考那些為了未來、但如今尚未存在的紀念碑。下道的這個想法輪廓,與我一向以來在美術與建築領域中的經驗與成果不謀而合,讓人非常期待這次合作所能產生的火花。

最後,我想談談這次對話的主軸、也就是「東亞」這個名詞。所謂東亞這個範疇,究竟是真的存在?亦或這個範疇不過只是幻夢一場?我不敢確定,但無論如何,我試著用「鄰接的他者」、或「鄰人集合體」的概念,去解釋這個範疇。換句話說,也就是一群受到國家框架所切割、或是被同化的鄰近人群的代稱。即使是距離更為遙遠的東南亞各國,我也能深切感受他們與日本之間的各種各樣連結。那麼,我們又是如何與這些相鄰的國家間,不斷地進行著對話呢?或許,下道心中那個「為了未來、但如今尚未存在的紀念碑」的概念,正是讓這些對話更加深化的一個起點也說不定。

東亞是空的

 關於今日的東亞,究竟這個東亞,是美國人眼中的東亞?或安倍與習近平之間的東亞?還是普世價值下的東亞?亦或是華人、日本人、以及韓國人的東亞?不管是站在上述的任何一個立場去面對這個問題,但卻不曾真正去「遊歷」、或者「經歷」這些「東亞」所涵蓋的地域以及文化,那麼,偏離真實的無知與狹隘,就會讓一個人抱著既有且無法說明從何而來的論點,去針對性地尋找論據、甚至是臆想論據。如此一來,沒有什麼不是表面的,甚至會使人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與智慧,進而對真實世界視而不見。這就像一隻馬戲團裡的小狗一樣,怎樣被訓練都可以。
不要忘記,今日的世界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對於文化,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風險,正導致我們在不知不覺之中被奴役,甚至還沾沾自喜。所謂的「正確性」,正悄悄地變得廉價,且多數人並不懷疑、也未曾驚醒,就像溫水裡的青蛙一般。
 請原諒上述看似與「東亞」無關的論述,因為不討論這些,便無法進入真正的問題。也可以說,假如我們的討論果真像上文所說的情況一般,那這場討論便會變成貌似學術的假討論。因此,身為一個「真誠」的藝術家,我真心地認為這樣的「學術討論」只配下酒罷了。如果我們的討論不只是形式,那就不該把所有的問題放進一個事先設計好的籃子裡。我知道這對多數人很困難,因為更多的人需要的是安全感,追求真理終歸是件危險的事。我們真正的討論與課題,不該僅止於「動物園裡打獵」、或者是「公園裡的探險」。
 該回頭來談談「東亞」的事了。首先,關於古典的主義及政治已然過時了,今日世界的遊戲方式早就不是這個樣子。以前還要開疆拓土去建立強大帝國,今天的規則卻已然改變。也因為如此,所以一切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都顯得愚蠢可笑,除了麻醉自己以外別無用處。當然,政治家們還是可以藉此操弄愚蠢的人民,以期換來選票或是支持的力量。此外,我們並不像美國那樣,可以自然而然地迴避掉民族主義所帶來的紛擾。卻也不像歐洲一般,經歷過大量慘烈的教訓。所以,民族主義在這裡還有很大的市場。如果要討論「我們可愛的東亞」,那便不得不去釐清所謂「今日的民族主義」。今日的民族主義在我看來,就是個短暫狹隘的產物,在歷史上的昨日並非如此,明日也勢必會改變。
 民族主義橫掃日韓與兩岸三地,它與近代歷史發展和政治變局有著極大的關係,人民在不知不覺中都成了歷史與政治的玩偶,但卻毫無自覺,甚至自以為充滿見解地和思想。其實,我們都在盲目地從屬一個強大的體系、一個無人可與之抗衡的體系,這個體系一直在演繹,無法具體說明它是西方、東方、古希臘、還是今日的美國文明體系,因為它一直在慢慢吸收、演化。只不過,時至今日,我們眼前最清楚的,是一個以西方(確切地說是美國)文明為核心的文明系統。一美元紙鈔背面印的「New Order」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雖然這是一個非常久遠的故事了。美國人對於世界的設想,早在雅爾達密約之前便已經擬定好。而雅爾達密約這場政治交易,則安排了東亞這個小小的混亂,甚至製造了許多新的國家(所以民族主義和狹隘的愛國主義,實則蠢不可及)。而這些安排,導致了我們這幾個地方的人,經常看不起對方甚至彼此仇視,活脫脫像馬戲團裡的猴子。東亞的「亂」,恰恰是維持世界秩序不可缺少的關鍵。至於中共政權的共產主義及革命輸出、以及後來的冷戰時期和文明割裂,則是禍害無窮。中華文化是東亞文明的起源,曾經是東亞文明的中心,沒想到日本後來居上,在清朝取而代之成為東亞霸主。這實乃西方文明戰勝東方文明的體現,我們當時被迫認同了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基本上,中華和日本是相互揣摩,歷史上日本學習中華多一些,而近代則是中華學習日本多一些,兩個政權平時很友好,甚至有些時候很講義氣,但只要到達一定的平衡點,就得打上一架。唐朝一次、元朝二次、明朝一次、清朝一次(二戰其實也是清朝的延續),如此固定的頻率很像夫妻吵架。在鄧小平時代,兩個政權還在談戀愛,當時日本幾乎是傾囊相助,對中國大陸的提供了相當巨大的幫助,而大陸市場對日本的開放程度也令人瞠目。但回頭看看現在,卻很像鬧分手的情侶,嘴上很強硬,但明明心裡還惦記著對方。關於這些,其實看看兩邊每天的報紙就會知道。其實雙方首腦都不傻,他們真的很可憐,可見民主禍害無窮,並非事事都該民主的。多數人在某些單一事件上的判斷,是簡單而概念的,就像你無法想像,怎麼與一個藝術家討論華爾街的金融問題一樣。
 至於一旁的韓國也很委屈,每次日華開戰,朝鮮半島必定先遭殃。冷戰也是把朝鮮半島分開當前線,時至今日依舊如此。這些種種更催化了韓國民族主義的激情與根深蒂固,常讓外人難以理解。一個如此艱難的國家能有今日之成就,著實讓人欽佩。可能韓國人覺得日華根本就是兩個王八蛋,甚至世界上幾大勢力都是王八蛋,每次總要在韓國人的地盤上打架,害得朝鮮半島經常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其實我也覺得很氣憤,所以韓國把漢字改掉了,什麼都要自成一體。但從客觀的角度來看,這也是韓國文化缺乏自信的地方,因為政治與文化無關,從短暫的歷史角度去看或許有點關係,但長遠來看關係並不大。所以這比較像是一種對歷史的情緒反應,而誰又會知道百年後將是如何?
 臺灣雖然跟大陸是血脈相承,但卻更感謝日本人,這種感情得追溯至清朝時代。當時清朝未曾在臺灣建立完整的貨幣體系,反倒是後來的「殖民者」日本人,為臺灣人帶來了近代文明的發展。清政府割讓臺灣(當時的《馬關條約》是從日本手中贖回山東半島、割讓臺灣)、臺灣民主國建立、以及後來國民黨遷移台灣的歷史,使臺灣人的情感有了變化,「去中國化」是有跡可循的。從情緒的反應來看,一切並非無緣無故,而這些皆屬於歷史與政治的範疇。歷史與政治就像一對孿生兄弟,無法分割。政治就像當下的歷史,而歷史則屬於過往的政治。它們就像兩個巨大的座標維度,來界定著我們的一切。在我們的世界中,任何一個微小的坐標系統都是從屬於它,例如父母兄弟、國慶日、字典等,不一而足。從這些座標系統之中,我們才會清晰的知道「我是誰」,我想這也是我們這個項目的終極目標。
 從歷史長河之中,無論任何的戰爭變革和歷史變遷,我們都會發現一些驚奇的共通性,例如歐洲的希特勒和拿破崙,在主導了歐洲大陸之後,兩個人都做了同樣的事情,一是進攻英國,二是敗於俄國。誰能說這對近代歐洲文明格局的形成沒有任何影響(英國至今都沒有加入歐元區)?即使他們都同屬於基督教文明體系。然而放大類似的歷史關係,我們的一切過往似乎都圍繞著基督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其實這屬於基督文明的分支)、以及東亞的儒家文明、甚至是猶太文明之間而展開。這幾大文明的發展史彷彿是「文明的戰國關係」,忽而聯合、忽而對抗,跌跌撞撞直到今日仍是世界問題的關鍵所在。有些事情的發生和發展,簡直就是文明的衝突,很難去追究其最深層、最核心的原因。因此,文明就成為了除去歷史與政治之外、意外的第三個坐標系統。每一種文明背景,都帶來了對世界不同的認知與判斷。這三大坐標系統互為主次地位,多數的時候,政治與歷史更具功利性,因此也自然地成為了主要。比如日華的釣魚台(尖閣列島)問題、日韓的竹島(獨島)之爭、還有日俄的北方四島爭端,都從屬於這兩個座標的維繫之下。而文明在絕大多數的時候,並不具備現實的功利性,但對於長遠而言,它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如此看來,我們的世界就是靠著政治、歷史、文明這三個、同為界定這個世界而存在的坐標系統,在長久之間不斷互相牽制與平衡,才不至於崩潰。而這可能也是這個世界為何需要藝術和藝術家的原因吧?當然音樂與哲學和詩人也一樣。
 當以上這些成為基礎之後,我們面前才出現了接近「什麼是東亞」的可能性。文明一方面是建立創新、另外一方面則是消解無知,而我們的文明則較為傾向於後者。建立創新會解決很多問題、但也會帶來更多新的問題,所以只能加速創新,進而維持一個體系的平衡。但當加速到達一定的程度後,便會產生新的、本質上的問題。相反地,當無知消解之後,便產生了更多新的可能性,而這便是我們東方文明特有的魅力之處。正如一個杯子,它的價值便在於它是空的、而不是它的材質與花紋。當這個杯子盛滿了水或酒之後,它的價值也就失去了,只有不停的更新杯子裡的內容,才會使杯子的價值永恆。但這「更新」卻不同於「創新」,表意都是生長與發展,但內涵卻不同。
 關於「東亞」的問題,我們必須從文明的角度切入討論,才會有建設性的意義,政治和狹隘的歷史,無疑都是非常有限且不完整的。而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不可忘記的是我們的哲學文化觀和世界觀,在於「空性」和「無限的可能」。關於「東亞」我雖然意猶未盡,但時間實在來不及了,剩下的我們只有靠作品說話了。我已經嚴重地超出了交作業的最後期限,畢竟,我們的班主任相馬女士已經急著催促我了呢。

日本和中國大陸的自由女神 ——來自與孫遜的對話

 那是在r:ead的一次小旅行中,我們一起去台場時發生的故事。當我回頭去找遲遲沒有跟來的孫遜時,發現他一直在盯著台場的自由女神像。他詫異地問我,為什麼這裡竟然會有這樣一座雕像。
我隱約地記得,這好像是幾年前為慶祝日法友好時從法國運來的,雖然不是很確定,但我決定就先這樣模糊地回答他,回去之後再查詳情。

 我知道孫遜是直接從紐約趕來的,所以對他來說自由女神像的存在可能會更顯奇特。自由女神、一個民主主義的象徵,美國獨立紀念日和法國大革命的日期也被銘刻於上。贏得自由和獨立,從所有的捆綁中獲得解脫,自由女神腳下環繞著掙脫的枷鎖,正是這個意義的象徵。另外,也有傳說認為,自由女神像是由法國共濟會於1886年贈與美國共濟會的禮物。*1
但是不管怎麼說,自由女神已經變成是現代美國的象徵。對孫遜來說,戰敗後的日本在麥卡錫和駐日盟軍總司令統治下,直接並且全盤性地接受了美國式的民主主義,而這樣的國家和象徵著自由的女神並不相稱。

 我可以理解孫遜的想法,但我卻認為,正因為自由女神不斷出現在好萊塢電影、書籍、以及繪畫等媒體上,對於戰後渲染了美國文化的日本來說,這個直接象徵美國的雕像,其實是非常相配的。而選擇台場,一個由垃圾填海造陸而建的人工島來放置自由女神像,這本身也非常符合日本的特點。經過查證後確定,台場的自由女神像原本是在98年到99年的兩年間,法國為表示日法友好出借給日本的雕像。但在2000年時,日本向法國申請製作了複製版的自由女神像,並將其擺放在原來的位置,現已成為著名的約會、觀光場所。這個雕像並不及美國版女神像的巨大,法國版自由女神像身高僅有11公尺,是精確地以巴黎的女神像為原型並由青銅仿製而成。*2

 雖然外形有所不同,但其實香港也有一座自由女神像。中文叫做「民主女神」。這座民主女神是由北京的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在4天之內製作完成的。雕像高約為10公尺,不管是身形或是手持火炬的姿勢,都與原本的自由女神像相似。民主女神是聚集在天安門前以絕食和靜坐等行為,向政府表示抗議學生的象徵,更是他們對民主主義的渴望。1989年5月30日,當民主女神被安置於天安門廣場時,反體制的學生們為之歡呼雀躍。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共當局發表聲明,稱在公共場所放置這樣的雕像屬於重大違法行為。6月4日下午5點,就在政府向手無寸鐵、毫無抵抗能力市民們開槍射擊的同時,民主女神像也被強制拆除。

1996年,香港維多利亞港上建起了民主女神像的複製版,但2010年,政府決定下令將其拆除,後經過香港市民的強烈抗議,現在她被靜置於香港中文大學中。當時,將雕像放置於時代廣場的13人因此而被逮捕,雖然最後經上訴而被無罪釋放,但由此可見即使是香港,也被迫屈服於北京的強大壓力之下。
 天安門事件之後,散佈在世界各國的反中共人士以及他們的支持者,開始將民主女神像視為天安門事件中殉難者的紀念。同時,世界各地也開始製作民主女神的複製模型。美國於1999年和2007年,將民主女神像視為民主主義的一種象徵,分別在舊金山維吉尼亞的自由公園、以及華盛頓特區都建立了民主女神。而在住有許多大陸移民的加拿大,則將民主女神像視為學生運動的象徵,在溫哥華的哥倫比亞大學、卡爾加里大學以及多倫多約克大學裡建立起了自己的民主女神像。*3

 不管是擔任美國文化代表、紐約地標的自由女神,或是象徵日法友好紀念的自由女神,又或者是象徵民主主義、抵抗與天安門事件流血慘痛記憶而建立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女神。這座在東方和西方擁有著不同意義的雕像,即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徵、也是全球化和榨取的縮影,她帶著共濟會、美國文化和天安門事件等各種詮釋,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靜靜地看著我們。

  1. 自由の女神像 (ニューヨーク) – Wikipedia
  2. お台場に自由の女神があるのはなぜですか? – Yahoo!知恵袋
  3. 民主女神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nglish) r:ead # 2 – Announcement of participating artists and cu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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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it’s first edition in held in 2012/2013, r:ead is now prior to the start of its 2nd edition. Like in the 1st edition, we invited four artist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from China, Japan, Korea and Taiwan to come together in Tokyo and, while undertaking research in several areas of the city, to hold presentations and discussions regularly. The four artists of the 2nd edition are (in Japanese syllabary order) : Hwang Kim [South Korea], Motoyuki Shitamichi [Japan], Xun Sun [China] and Pei-Shi Tu [Taiwan]. They were selected for r :ead # 2, as all of them (although in working in completely different artistic fields) in their work so far approach issues of East Asian history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East Asian countries.

Each artist selected a curator of her/his choice, who accompanies them to Tokyo and forms their intellectual counterpart in order to broaden and deepen the discussion. The curators are (in Japanese syllabary order) : Haeju Kim (Korea), Jow-Jiun Gong (Taiwan), Hitomi Hasegawa (China) and Hiroyuki Hattori (Japan).

From Dec 15, the r :ead members will gather in Tokyo for one week and share their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three-week long 2nd period of stay will be held in February/March 2014. On this website, we will regularly inform about the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English) r:ead # 1: Reports of participating artists and curator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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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idency east asia dialogue’s 2nd period of stay (creation period) was held from Feb 22 to March 13, 2013. For the artists, this was their second stay in Tokyo after a one-week orientation period in December 2012, in which all participating artists initially gathered and shared their artistic ideas and previous work.

For the r:ead curators the 2nd period of stay was their first encounter with Tokyo and the other r:ead participants. After the residency period in Tokyo had finished with a final presentation of each team at the Nishi Sugamo Arts Factory, all participants returned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Back home, they looked back and critically reflected their experiences in Tokyo again in a report. Their texts are now online. Please check, how the residency in Tokyo influenced the work and thoughts of the participating artists and curators from four East Asian countries.

聲音的印象: 聆聽與傳述

跨越社會嚴格系統的界線, 並嚐試在其隙縫中作出一種抵抗式手勢的金智善, 在東京及首爾兩地, 同時面臨且經驗了一場代議制民主主義最極致意境的選舉。這對於一直以來我們所關心的「虛擬」空間中, 提示了一個「新型民主主義平台」的主題。東浩紀在他的著作「一般意志2.0」中提到, 無溝通之新型民主主義的可能性, 是催生我們找到第二次駐村活動題材的主要關鍵。

來自東亞四個國家參與r:ead的成員, 都異口同聲地談論到有關於自國民主主義的危機。因此, 我肯定東浩紀對於超越語言與國境, 嶄新的政治確實充滿著魅力的可能性之論調。最近, 針對大阪市長橋下徹說出「慰安婦的存在是必要的」一言, 東浩紀的推文(Tweet)在韓國以「東浩紀的妄言」造成一個瞬間被炒熱的話題。不知東對此狀況有如何的想法。以無法溝通為前提進行所謂的國際性的活動時, 大多是以英文作共通的語言, 但r:ead的成員都使用母語來進行討論。與其說這不完全的溝通成為一種障礙, 不如說是讓我們反而有一個可以嚐試跨越的空間, 能夠去瞭解相互的差異而讓對話成為可能。實際上包括和「一般意志2.0」的韓文版譯者安天見面, 我們有幸透過接觸很多人士智慧的結晶, 使得我們突破了既存的觀念, 瞭解到日本社會真實的現狀。

在抵達東京後的第一場聚會中, 我一邊懸念著這次要進行的調查一邊和金智善共同發表了對匿名性的看法, 金智善使用韓國的門戶網站(portal site) 形式說明了她的想法。發表會後, 有人認為會擔心因為匿名性的關係而產生不好的影響。也有像日本和韓國的網路右翼這樣表現出法西斯主義復活的徵兆, 比如亞倫˙斯沃茨令人遺憾的死, 以及「匿名者組織」的 hacktivism [(Hacking) +(Activism)]活動, 都是經由網路上的共享與擁有、自立與攻擊、抵抗與不法的境界上而引發爭論。關於這個問題, 我想與其關注管理對立或危機, 不如從建造世界的觀點來考量這個必要性。在韓國, 對於現實社會中毫無存在感的人, 會被冠上一個叫做「剩餘」的鄙視語, 或者被稱為「無知者」(對任何事都毫無見聞者)這樣的名詞, 這都是在網路上產生的詞彙。如果說, 以現實的「意識」程度來衡量對知識的專門性, 限制權威、增加費用產生排斥的話, 在考量新型民主主義平台的同時, 是否也應當考量把「無意識」存在的數據庫當成是補充既存民主主義的要素。

韓國文學評論家ボク・ドフン, 參考與阿爾布雷希特˙丟勒同書名的作品「默示錄的四騎士」的著作中, 對於即將面臨破滅的現今世界作了四項分析。他筆下的四騎士象徵分別為: 邁向自我破壞之資本主義發展的歴史、分辨敵我之政治想像力的危機、平等與不平等間之殘酷的鬪爭、失去了生與死之價值, 只為生存而存在的生政治(米歇爾˙福柯的著書「監獄的誕生」(規訓與懲罰)一書中所提及的主要概念)。
金智善想要以「高功力的竊取」(Well-Stealing)來顛覆韓國社會所謂的「幸福」(Well-Being), 其橫截面與第三位騎士所持的天平相連結。和他人相較時絕對要佔優勢, 或者是絕不能輸, 這樣強迫性的命題不僅排除了威脅生活的要素, 也將生命本身都排除掉。Well-Being是名叫生命的手段, 與生存呈現著不同的面貌。         所以「剩餘」所指的就是從這個生存軌道中被淘汰的人群吧。再回到默示錄的隱喻, 我們可以發現那些人, 他們既不是封建社會的「臣民」, 也不是近代的「主體」, 而是連脫近代的「生命」都稱呼不上的某某人。把他們將東浩紀所說的以動物為身份的人, 和金智善所述的「剩餘」相連起來看看。金超越網路, 直接到高円寺去看經營資源回收店的松本哉和他的鄰人, 也去看聚集在東浩紀所經營的genron café內的人們, 就是想親眼去見到這些人的真面目。她透過這樣的過程, 從genron café 偷來了猜謎的型式。猜謎是由問題與答案構成的一種談話型式, 其存在之主體化的裝置, 可以視為與自我覺醒或啓蒙有著很深的關係。金知道以這樣的發表形式會失敗, 但還是作出讓人無法回答, 且擾亂回答意識內容的猜謎問題。最後發表會的當天, 不巧正是2年前發生, 可說是東亞全體面臨毀滅的311東日本大震災的日子。東亞諸國的現況都包含在默示錄的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其中一項內。東亞有可能發掘到新的樂園嗎? 這個答案也是讓人感到不安的。

在採訪東浩紀時他憂心地提到, 「對於各種社會問題, 來自外部批評日本社會右傾化的聲音, 只會招來干涉內政的爭論, 煽動敵對而已」, 也指出「沒問題就是日本社會的問題」。這兩句話, 讓我們同時連想到知識份子避諱的態度和日本社會不關心政治的傾向。我不想從政治意識或民主化經驗來討論問題。所謂的政治是不同價值觀之間的對立, 也是提供彼此認識的時間與場所。在這個平台上產生最相對的結果就是今日我們所稱呼的民主主義。這難道不是一個不避免持續談論敵人, 且將敵人的位置從敵對調換成友愛的一個樂園嗎?我想起高円寺的鄰人們聚集在「無名酒吧」時聽到的言論。對、想盡辦法、無論如何、總而言之、、所有的話語都繞在民主主義、政治和社會的周圍團團轉。為什麼?是因為不僅民主主義, 連現代主義和現代藝術也都可以不用付費就能在短期間內被移植成功的結果嗎? 因此到底有多少小有名聲的藝術家是為了還債而遵從正確的政治性來進行活動的? 付不出的費用, 只要介入社會就能將債務還清嗎? 舞台藝術製作家小澤康夫在受訪中指出, 「劇場早已不存在公共性」, 「嚐試在網路上尋求舞台藝術新的公共平台」。不論是在網路上或在其他場所, 總之藝術是需要社會的。雖然付費的方式還不明確, 但對於這個還沒有結論的問題我們也不要有太浪漫的想法, 希望能持續在我們的記憶中思考, 即使到五年後再度相見的時刻。

關於口述歷史

在這次的r:ead中, 我啟動了「口述歷史」的計劃。這是一個以向街頭行人進行採訪的方式, 詢問他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狀況所抱持的基礎知識, 並請他們口述對於大戰期間瞭解日本歷史程度的計劃。我們在上野公園、阿美橫町、代代木公園、新宿、東京鐵塔、新大久保、淺草等地, 邀請了約70位的路人接受我們突擊式的採訪。為了維護受訪者的個人隱私, 我們特意把鏡頭的焦點擺在嘴的部位, 考量著配合「口述歷史」的標題, 以「嘴巴」來述說「歷史」, 作為劇情的延伸來實行這個計劃。

在r:ead的成果發表會上, 首先我將來自這些受訪者口中的「歷史」, 依照實際的年表順序予以套用, 透過編輯過的畫面來呈現。這70位以個人記憶所表現出來的「歷史」, 藉由一條時間線顯示出他們的共識, 以及在這些過程中遺落的真實記憶, 於是我剪輯出希望能追究出這些真相的畫面。得到的結論, 比如說很多受訪者提到「原子彈爆炸」、「偷襲珍珠港」等, 在時間線上透過多數的「嘴巴」重複傳述, 突顯了這兩個史實是比其他史實讓更多的人印象深刻的。另外, 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 竟然有些人將「原爆」(原子彈爆炸)說成「原發」(原子力發電所), 像這樣多數人會說錯或記錯的情形出現, 我認為這就是一種集團性潛意識現象, 而經由畫面來表達這種潛意識浮現的瞬間, 正是這項計劃的核心所在。

然而實際上我也發現, 這次以套用年表順序的剪輯方式, 對於顯示出說錯或記錯的部份其實是無法達到效率的。因為這個計劃的目的並不是要透過作品傳達一個被正確記憶的歷史, 而是強調在多數人的記憶及對於歷史的認識中, 到底會造成多少錯誤與空白的產生, 因此我認為將此扭曲的現象以畫面的方式呈現才是精髓的所在。而如何將這些從多數人的口中聽到「完全不瞭解」、「對歷史不熟」這樣的話語, 或者是文不對題的言論、如何有系列且有效地排上時間線就成為了重點。若能洞悉這個系統, 之後只需增加更多受訪人數, 獲得更多的資訊, 作品就會更有份量, 內容也就更加豐富。

雖然目前還無法完全窺悉這項計劃的最後成果, 但我個人希望的不是以安裝多重視頻與保存記錄的觀點來表現這個作品, 而是著重於將所有的資訊放在同一條時間線上, 製作單頻的影像作品, 進而能在一般的電影院上映才是我的夢想。利用60分鐘的時間, 透過「嘴巴」, 關於對歷史的矛盾、扭曲與無知的片段, 一再地出現在觀眾的面前, 我認為這樣的畫面才是現今的日本, 將現實以真實的「口述歷史」呈現方式。

2013年4月26日

消解

東亞對話項目第二階段使我更加感覺到藝術的力量。

在第一階段對於日本,我是很表面的感受,現在深入了一些,當然還是有些表面;但最重要的是我自己的改變——我非常敏銳地抓住了這點,並且決心把這個過程發展成爲一部影片,拍攝一部內心歷程的電影。

第一階段結束時,我回到國內,那時中日之間的矛盾在升級;作爲一個有野心的藝術家,非常想借助這個形勢,做一件行爲藝術作品,在歷史和藝術史上留下一筆。
那個時候的我有些瘋狂了!已經不管這個念頭的對錯,也沒有想後果如何,只是想作,引起轟動引起關注就OK。

所以影片一開始的段落,那是我的真實內心狀態:
一位中國的“愛國青年”——“我”想去靖國神社做行爲藝術,刺激和打擊“日本”。

但是來到日本之後,發現這裏環境整潔乾淨,人們彬彬有禮、勤懇工作、熱愛生活…而且他看到很多日本人也在抗議政府… “我”甚至對這裏産生了好感。
“我”覺得目標在消失,“日本”這個整體的、模糊的概念在瓦解,代之以具體的個體的人。

隨著探訪和接觸更多的日本人,從經歷過戰爭的老人到清純的少年,他們都透露出一個很強烈的感受,那就是教育的力量。從戰爭時期的教育到現在的教育,一直都是政府和國家意識的洗腦灌輸。

那位88歲的老人,他說他不喜歡中國,因爲從小就被學校教育:中國是個壞國家,中國人很壞很髒。而13歲的少年,也不清楚中日戰爭的年代和具體事件。
教育的背後是國際機器的操控。
“我”逐漸清醒,不是日本人殘忍,而是人本來就有殘忍和狂熱的一面,是國家機器控制和利用了這一人性中的弱點,把無數人民拽入了戰爭的煉獄…

在看舞踏大師田中泯的表演時,我數度恍惚,是自己站在那個舞台上,他的身體和我很像很像,是我20年之後的形態。

而且,中國文革中的紅衛兵和日本天皇的士兵是沒有區別的,
我採訪過我的母親,她回憶當年作爲紅衛兵在天安門被毛主席接見的情景。
“我們的父母,不也曾經狂熱地捍衛毛澤東思想,而做了許多殘忍的事情嗎?”

通過查閱資料,更知道了許多被中國政府掩蓋的史實,比如八年抗日,主要是國民黨軍隊在作戰和犧牲,而現在中國電視上鋪天蓋地的抗日劇都是八路軍和遊擊隊在抗擊日本人…看看現在的中國政府給了中國人什麽呢?是汙染、強拆和欺騙、洗腦…

“我”意識到這個時候,已經瓦解了自己想出名的野心和欲望…
我不想和任何國家機器同流合污,不想成爲國家意識的工具。

首先是撤消了原來的靖國神社計劃,因爲選擇在那裏,不可能有自己的表達,只能成爲政治的工具。

而選擇在普通街頭,以另一種方式和主題爲普通人表演,則是我的藝術的力量,這才是藝術家方式和選擇:

“中國人、日本人都不要與機器共舞!”

最後,我以一個象徵自由的翅膀造型,立於東京高樓之上,鳥瞰天空和城市,

“也許我註定不能被寫進‘歷史’,
但是,‘歷史’又是什麽?
它總是由勝利者和權力寫就,
而我們,更需要潔淨的空氣和食物”

這部第一人稱的的電影及時真實的我的心理過程,也可以很容易把觀衆置換爲他的心理過程。
我覺得做這樣的一部作品在中日目前局勢下很有意義。
本片欲在目前中日兩國之間比較緊張的局勢下,消解民間的偏見和誤解,還原爲個體的人之間的交往,探索人性中的自省和善良。

在這個創作過程中,我們整個小組的人都非常辛苦,比如小山女士和許志龍先生,也很麻煩東京藝術節整個項目組,比如Ulrike和Kaori女士以及小島先生,相馬女士,都在幫助我聯繫採訪人,地點,活動等等!

非常感激大家!

作者&導演:李凝

附圖:

最初的面對 李凝在東京尋找“鬼子”的經歷

藝術家李凝從家鄉濟南來到東京。他帶著濟南特有的塵土氣息,也帶著當代中國特殊政體下人所經受的的壓抑、沮喪、憤懑、無奈。

在當代中國人的心目中,日本無疑是一個再熟悉不過的符號。1937年至1945年的那次戰爭,是中國人對日本集體記憶的主幹。影視劇中的“鬼子”形象(原先由形象枯瘦猥瑣的中國演員扮演,近年來則有一些日本年輕演員定居中國,成爲“鬼子扮演專業戶”)鋪天蓋地,不斷強化著人們固有的刻板印象。

李凝來日本尋找“鬼子”。他最終沒有找到,只找到了一些和他一樣有喜怒哀樂、個性不同、心情各異的當代日本人。刻板印象瓦解,於是他構思了“消解”這個電影作品。

無疑,這是一個較爲簡單的作品構思,但是,在中、日特有的社會現狀大背景之下,這樣一個作品顯得十分特別。李凝嘲諷了空洞狹隘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如他發表的影片的開頭所表現的),其視角與會田誠對日本民族主義的嘲諷多多少少有一些異曲同工之處。

在國家、民族、人種的概念“消解”之後,個人的地位被提升了。個人不再消融于“集體”之中,而被凸顯出來。

有這樣一個流行笑話:一次國際英文考試作文題目是:“請你談談對食品匮乏問題的個人觀點。”非洲同學不會答,問道:“什麽是食品?”美國同學不會答,問道:“什麽是匮乏?”中國同學不會答,問道:“什麽是個人觀點?”在崇尚集體主義的中國,關于個人的觀念往往被教育體系、意識形態、風俗習慣所刻意瓦解掉。作爲一直生活在這一體制的重壓之下的藝術家,李凝對中國文化的反叛是可以理解的,雖然從他發表的初步作品來看,他的作品構思顯得還比較簡單、表面化。從工作方法上,李凝顯然受到了時間、規模等方面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雖然他的命題是要瓦解集體,瓦解刻板印象與典型論,但他的基本調研方法仍依賴於典型論:他規定了被訪者的年齡段,即期待一個個體要去代表他所屬於的群體。而在提問的時候,他顯然要求被訪者代表他(她)的群體作答。比如這樣的提問方式:“你們日本人對這個問題是怎麽看的?”“你們日本中學生都喜歡什麽?”等等。而一些問題帶有鮮明的誘導傾向。這使得寶貴的個體對個體的交流無法真正發生,使訪談交流浮在最表面的層次。這和《消解》這個作品所要達到的目的恰好相反。相信如果時間等條件允許,李凝的訪談會更有質量,更爲深入。

其實,從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藝術家就在走向突出個體,瓦解集體的方向。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的陰影一直籠罩在人們的心頭。因爲體制下主流話語的重壓造成的反彈效應,近30年的中國當代藝術一直在反抗歷史責任、反抗藝術政治化。李凝的思路,基本是沿襲著這一脈絡。雖然這似乎是在重複西方68學運的老套,但是鑒於中國大陸的特殊狀況,這種反抗仍有其價值。
 
本次駐村計劃的宗旨在於交流。在任何文化交流的初始階段,瓦解刻板印象、消除民族偏見、提倡“個人面對個人”都是本能的第一步。當在個人交流逐漸深入之後,更深、更高層面的思想才會發生。儘管有30多年的開放政策,中國依然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國家。因此,這次的駐村項目對中國藝術家來說是格外可貴的。

民主已讓歷史重演 II – 讓歷史歸零

在第二個階段的駐村研討中,我繼續民主已讓歷史重演這個主題,因第二階段的發表日是2013年的3月11日,這個日子在2011年將日本部分的歷史歸零了,很多事情在3月12日開始重新被計算和評估,而2012年的12月選舉,讓安培再次成為日本的首相,而五年前也就是2007年時他在任的時候,那時的3月11日則是一個平凡的日子。

因此在發表的時候,我收集了2007年3月11日四間日本報社的報紙: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以及日本經濟新聞。發表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以文件的形式展示,另一部分則是讓來賓參與朗讀,每個人從報紙名稱、日期開始,然後選定自己想念的內文,這個儀式重複強調了2007年3月11日這句話,提出一種不斷比對時間的語態,當時的國際政治,美國還是小布希當權、販賣的手機跟今日比起來是這麼的過時、建設公司的廣告卻還是充滿著希望、對於慰安婦的決議案、對於中國的態度…等等。

在朗讀的過程中,除了一種懷舊感外,我們也驚訝自己遺忘這麼多事,然而諷刺的是,我們在判斷當下的事情時,常認為自己的記憶是完美的,但誰記得五年前的同一天自己在做什麼?

2011年的3月11日,讓日本的某段歷史從新由零開始,這種歸零也正是藝術創作者試圖在作品中提出的,試著透過作品讓觀眾進入重新計算和評估的狀態,而對創作者本身也在每次的作品中歸零,重新收集資料做為下件作品的開始。這次的駐村,每位藝術家和策展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歸零了,也因此我期待下次大家的作品所能引出來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