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超越政治的歷史實踐

在這個以「對於東亞藝術及社會的問題意識之分享」為目的的計劃開始實行的當下, 我就對於參與成員在陳述自國的具體狀況時, 將會引發什麼樣的新視點而感到興趣。但是另一方面, 我對於彼此間在東亞的歷史與政治上相連的複雜關係, 將在這個對話的平台上產生怎麼樣的影響也抱持著些許的疑慮。當這個計劃的目標定為以「國家」為框架來建構對話平台的同時, 參與成員就不得不意識到自己的國籍及本身與國家的關連性。在這樣的狀況下, 個人的主觀若與「國家」一體化, 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對話將延伸為國與國之間的利害關係, 或者造成一場因為正義感所引起的永無止境的相互衝突。但是我看到這次的成員, 即使實際面臨著這樣衝突頻發的狀況, 仍然不受政治力學的影響, 站在一個文化生產者的立場, 戰戰競競地摸索著如何去盡一己之力。

這分成兩次實行的駐村計劃, 首先由各組針對有興趣的領域或問題為主軸進行討論, 其次分別在東京進行調查、攝影及簡報的工作, 還利用共餐及乘車的時間進行對話, 透過各種方式或地點分享彼此的成果。對於這個過程, 讓我感到有趣的是, 透過這樣短暫的停留期間, 各自將獲取的經驗與其他成員分享, 同時以客觀的視點來比較自己對日本的印象與實際接觸後的感想, 這對住在日本的小泉和我也是一種啟發。如同最後一天的發表會時金珍珠所言, 對一個我們自認為很熟識的對象去「發掘對他還有多少不熟的部份」, 雖然在程度上多少出現差異, 但我們應該都有過這樣的經驗。再說, 先不談個人對被內面化日本之主觀性言論或感情, 如何將這些與自己的認同深結合的國家言論– 包括歷史、愛國心及民主主義全部連結在一起的排他性相結合– 也成為了瞭解內面化日本的誘因。

小泉在調查期間透過鏡頭作了一個實驗, 那就是在東京各地採訪人們對日本戰爭歷史的記憶, 且將攝影鏡頭只定焦在他們的嘴巴上面。藉由隱藏他們的身份, 讓他們可以不用介意在陳述個人記憶中的歷史, 包括故事、情報、信條、感情時, 顯現出自己對歷史的漠不關心與無知。看著這些沒有一致性的陳述內容, 我不禁沈思於歷史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這個疑問。國與國之間從領土問題到教科書問題, 總是環繞在歷史上作激烈的對抗, 也許歴史對於這個國際化的時代, 在維持國家這個想像的共同體上是很重要的一個依據, 而另一方面, 對於在個人市場主義的日常生活中, 可說是完全沒有必要與過去的歷史相對峙的。即使如此, 由於媒體的多樣化, 有關歷史的各種論調層出不窮, 其中就算沒有直接對個人提供經驗, 但卻能發揮引起對他者的憎惡與排斥的強力作用, 這一點也是不容忽視的。

我認為小泉的實驗, 對於這次的駐村計劃在今後的發展上提出了一個值得思慮的重要課題, 那就是「對於東亞藝術及社會的問題意識之分享」, 這對於東亞地區在創造今後的連結上, 例如這是否能超越國與國之間的政治領域, 以實踐新知的立場來面對歷史, 建構一個可以檢視自己與他者的言論及主觀想法的空間問題。不僅是東亞, 對於今後可能流動性更加升高的世界來說, 如何創造一個自己與他者之間內心交涉的空間, 包括這次的計劃在內, 對於文化生產者來說, 我認為這是一個必須長遠思考的問題。

之後

如果認為自己專精於某種事物, 也許是個很危險的想法。至少我個人這麼認為。 導演尚=盧˙高達在他的「電影社會主義」一片中, 呈現不與使用be動詞的人對話, 而讓使用 have動詞的孩子們登場演出的內容。我在這次的駐村期間中, 也透過一些關鍵語, 或者是對於日本的想法, 盡量不使用be動詞來作肯定的發言, 而是努力找尋另一種可以用其它言詞來表現的方式。

關鍵語
在我的想法中佔最多的語彙有民主主義、虛擬、內心的角色扮演、御宅族與剩餘、破局等。其理由如同我之前提過的, 包括去年年底韓國的總統選舉和瑪雅曆世界末日的謠傳事件, 讓我對於系統(制度)有很強烈的不信感與重新考量的想法, 在產生了一種很微妙的想像力的同時, 也對多到溢出的力量感到很大的興趣。

調查
首先我的調查(資料搜尋)方式是以關鍵語為重點進行採訪。受訪對象包括松本哉、小澤康夫、東浩紀、安天等相關人士。另外還參加了東浩紀先生經營的genron-café所舉辦的活動、參觀公演、很悠閒地在東京各地一邊漫遊一邊作調查, 調查越深入讓我原本的關鍵語越來越離題, 一點幫助都沒有。(我當時是這麼想的)

發表
發表當時因為還處於整體作業的初期階段, 連我自己都還沒有整理好的頭緒, 因此到底要以怎樣的形式在過程中公開, 著實讓我傷透了腦筋。而且為了實行這次的計劃事先調查的許多內容, 大多都在實際接觸後完全瓦解, 窮餘一策讓我想到在genron-café時, 參加了讓我印象深刻的猜謎活動形式, 將自己的疑問一連串排列出來, 但事實上我也解釋不出這樣的舉動存在著什麼意義。

之後
結束了兩次分別為一星期及三星期的駐村期間, 剛開始還有點模糊的感覺, 回到韓國之後接觸到一些相關的事物, 讓我很多散落的想法逐漸聚集成一個整體。 以這個為基礎, 對於目前還處於不動狀態的遊牧旅行社, 進行有關今後的經營及新計劃。至於由r:ead計劃所產生的新計劃, 我在此就不多作說明了。比起言詞, 我想提示的是想像。猜謎嗎?、、、

通過境遇去瞭解和思想

我很高興於2013年的三月,以兩周的時間參與東京R:ead駐村計劃。對於平日忙碌於展覽組織工作的我,確實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這個小而精緻、帶有計劃性的駐村program創造出了比慣常我們所認知的駐村更為深刻的「相遇」機會和實質交流。事實上,在我過去十年的策展經驗裡,或說在當代藝術策展的工作方式裡,能夠和藝術家、與其他策展人會面的機會雖多,但能夠有一段質量兼具的長時間相處的機會並不真如想像得多──特別是當我們的工作流於一種慣性的作業模式之後。
一般來說,策展人和藝術家的相遇,往往是從作品的成果開始。然這次駐村計劃卻是有意識、有計劃地反轉這種「策展人-藝術家-藝術生產過程」之間的交往模式。它對我產生的特殊意義,也正和我自己目前經營的獨立空間(立方計劃空間TheCube Project Space)的實驗和發展方向不謀而合:也就是去從新探索如何「與藝術家發展長期的合作關係」。
R:ead給了一個這樣的機會,讓我和饒加恩共同參與了這場聚會──其中來自韓國、日本、中國和台灣這四個亞洲地區的「面對面」,在既有的地緣經驗、對其他鄰近區域的歷史文化知識之外,提供獨一無二的、屬於人與人之間交流的「身體感」。從這個由陌生到逐漸熟悉的過程中進而發展出彼此得以溝通和討論的文化觀點。這樣的觀點無疑是要再去「激活」平日我們所習以為常的認知與行為。
這樣的「會面」正足以彌補我們當下的工作及生產過程中所最缺乏的「田野經驗」。在這兩周期間,我們廣泛地反思了二戰、亞洲的冷戰歷史、地域經濟發展至全球化的今日,包括其中無數的歷史記憶,我們如何以一個當代人──一個生存個體的經驗和角度,從各自不同的體會中再去提出觀察。也正因為這個特殊的機遇,使我們大家可以親身去體驗所謂全球化時代裡「地球是否真的已是平的?」,並由此去提出另一種世界觀的圖像的洞見。
我感覺到饒加恩在東京所發展出的計劃,也正是對上述的經驗與思考的具體回應。從觀察日本的歷史與民主經驗開始,他以一種非線性,但卻是相互關聯和對話的方式,一方面對計劃參與者拋出問題(在3月11日最後一次計劃發表會中,他邀請參加發表會的觀眾各自選取一段過去的3月11日的新聞內容來誦讀,並提出他們對歷史、經驗的看法);另一方面,非日本籍的參與者,這個方式亦提供了一個渠道,間接地使我們回溯自身的民主化經驗,以及在此之中我們與亞洲其他地方的關係。雖然他的計劃主旨,是以觀察日本於2012年大選的結果開始,以及探討311福島災難之後的社會意識的內在轉變或發展,來進行對「民主」、「歷史的迴反」的深層反思,但它著實也不僅是關於日本而已,而更擴大地反映了更大面向裡當代社會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危機。我們也因而看見彼此的「關係」始終是交織在一起的──無論是從過去的歷史看來,或者今日的資本經濟如何使我們彼此依存。
在這次的計劃裡,饒加恩的創作策略是將視覺化的材料(過去的新聞檔案)並置以形成一個具有延擴性的時間過程,以此作為問題的鋪述方式,而「民主已讓歷史重演」是一個觀察結果,也同時是饒加恩拋給我們的提問,這個反思性的題目促使每一位參與者跟他一起觀察,並開始進行更深度的省思與作出回應。
在東京的發表會上,即便一開始參加者可能並不明白他們何以會拿到一份過去的新聞報紙,但慢慢的,通過一個接一個的朗讀與思索其相互之間的關聯,饒加恩提供的省思空間也逐漸被觀眾意識到和感覺到。
我在東京駐村的兩周時間,饒加恩的計劃像是一個「引言」,通過討論、交流,潛在地讓我有意識地去觀察日本在311之後的社會轉變可能是什麼。其間拜訪大阪、京都、橫濱的短暫過程中,我所見所聞,也都向我描述了一種「積極的對社會的思考」正在日本大量發生,例如小泉明郎的創作亦如是。並且,現在有更多年輕的一代,結合文化藝術的創造,以投入更多社會工作。這無疑是這次觀察、參與之後的最大收穫。而R:ead這個駐村計劃本身,它向我展現了一個新的連結方式的內在意義,以及它被實踐的可能性。

在東京第一回合的成果

12月26日我停留在日本的當天, 正好是日本的眾議院選舉日, 這也是我們r:ead參加者間連日來最熱門的話題。選舉結果正如專家門所料, 自民黨獲得了超半數的席次, 以294票取得政權, 安倍晉三當選為日本首相。

結束了r:ead後回到韓國的隔天, 就是韓國總統的選舉日。朴槿惠以75.8%的破紀錄高投票率, 得到佔過半數以上, 51.6%的支持率當選總統。兩天後, 那個雖沒當真 卻給全世界的人們賦予莫名其妙之期待感的瑪雅曆上的世界末日也悄然渡過, 我所知道的世界就這樣模糊地成為了疑問。

日本的思想家東浩紀在2011年所著的「一般意志2.0」一書中借用了盧梭的話。 代議制民主主義並非減少了溝通的重要性, 而是提倡將原本表達多樣性的直接民主主義之「無溝通民主主義」, 進而摸索民主主義概念昇華至更高的境界。在盧梭的「一般意志」上 加上Web2.0的「一般意志2.0」所講述的是, 如果每個市民在網路上進行搜索的模式或twitter等生活履歷被數據化的話, 這樣的數據便成為集體的無意識, 有可能成為共同意志而運用在政治上。

「由於溝通將數之不盡的各種意見還原在幾條對立軸上, 反而抑壓了多樣性, 如果不通過溝通能收集意見的話, 那麼就能保持在原本的多樣性下把握人民的共同意志。繼而參照集體智慧的原理, 與經由溝通的單純化判斷相比, 即能導出更加正確的判斷。」(一般意志2.0韓國版採訪)

然而, 正如看到韓國最大的門戶網站「Naver」便能明白, 搜索排名的操作以及透過濫用之類的介入, 會對大眾媒體消費及輿論產生很大的影響, 其本身就是強力的權力。像這樣, 能計算出集體的無意識這個統計值的網路平台便成為由市場邏輯構成的產物, 由於反映了特定的政治傾向, 儘管這個統計值間接地反映政治, 但毫無疑問存在著危險性。即使如此, 東浩紀所主張的是, 非趨向一致的溝通, 是以個人的意志表現所構成的數據庫, 其數據值是構成反映政治的路線, 所謂的民主主義與政治的再造, 在各層面上都相當令人玩味。

在第二次r:ead的停留期間, 針對相關於東亞問題方面, 希望能積極活用東浩紀的方法論。根據接線方式、意志表現方式與道具的再設定而定下新的關係設定作基礎的同時, 思考著對東浩紀所主張的「集團無意識=共同意識的發現」, 及其對新平台的探求。

加上在短短的一週內進行的r:ead的首次會面中, 我們集中討論於東亞這個地點的事實關係上, 感覺對問題的處理態度上多少有些強硬。若我們將對話與共有規範相調換的話, 結論又是如何呢?

戰爭陰影下的藝術之家

四個國家的藝術家聚在一起, 之間產生的互動關係, 我認為非常有趣。r:ead的這個企劃, 讓我感到興奮。比如說, 我和台灣的饒加恩先生因為同是中國人, 所以我們有很多共通的話題: 祖先、文化、從過去的國共內戰到現在兩地的民主化過程等等, 我們能彼此瞭解對方的處境, 及由個人或社會所引起的困境。韓國藝術家金女士的作品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很想知道她真實的動機是什麼? 是為了改善社會嗎? 還是想顯示對於國家這個龐大機器, 她具有像老鼠可以打倒大象的那種能力呢? 我對日本藝術家小泉明郎感到親近, 我覺得和他在想法上有一致的認識與困惑, 從他的作品中, 我得到了刺激與啓發。

其實我很強烈地希望在第二個階段, 讓這個交流討論更進一步。許多問題必須要在過程中被提出, 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要在關鍵時刻和極端的環境下出現? 我會不會在戰爭中殺人? 大家會不會在地震發生時仍然保持著紳士的態度? 我認為這些議題都應在過程中提出討論。

相對於空洞的「正義」與「人性」, 我會選擇「生動地存在」。我所認同的藝術屬於鮮活的生命體驗, 就算他人或我的理性告訴我, 戰爭是如此地罪惡和泯滅人性, 我還是會參戰的。美國人似乎認為他們在維護著和平與正義, 當然我不會像他們一樣, 到別的國家去挑臖開戰。

在中日兩國政府對立加深的關鍵時刻, 我們這些單純的藝術家們還能像學生一樣認真地討論藝術能否阻止戰爭, 那是因為我們都瞭解自己是個獨立的個體, 不代表國家, 甚至我們可說只有一個共同的「國家」, 那就是「藝術」, 在這裡, 我們憑藉著藝術法則和規律, 彼此真誠交往。

12月回國後, 我剪輯了一部短片, 將我的感受紀錄在其中, 我還想製作一部關於r:ead集會的完整紀錄片。

民主已讓歷史重演

在這次短暫的東京行,除了參觀了日本國會議事堂、晉國神社和天皇皇居外,也巧遇了日本大選,以下是各個政黨的當選席次以及政黨的競選格言,而他們的共同點是:都認為自己可解決日本複雜的問題。

294 自由民主党:日本を、取り戻す!(日本、振興!)
57 民主党:動かすのは、決断(行動、果斷)
54 日本維新の会:今こそ、維新を(現正是維新開始之時)
31 公明党:日本再建(再建日本)
18 眾人之党:闘う改革(戰之改革)
9 日本未来党:だれもが希望をもてる未来を(希望均在眾人未來)
8 日本共産党:提案し、行動する(建議、行動)
2 社会民主党:生活再建(生活再建)
1 国民新党:日本再起動(日本再起動)
1 新党大地:新党大地の誓い(新黨對大地的承諾)
0 新党改革:世界に誇れる日本へ!(讓世界都誇耀日本!)
0 新党日本:尼崎のために。日本のために(為尼崎、為日本)

相信民主或對民主有所期待,幾乎可以被視作一種普世價值,甚至是進步的象徵,換句話說:若一個國家不是民主制度,就是落後和不現代的。但民主真的如此“前衛”嗎?

第二個命題是,作為一個當代藝術創作者,是否該羨慕帝國主意時期的建築師?比如說森山松之助 (Moriyama Matsunosuke 1869-1949)或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前者創造了台灣的建築和都市規劃,後者改變了巴黎,這兩個建築師都是透過強大的政治力量實踐了自我創造,他們都具體且大規模地改變了當時的社會,依附著帝國的需求提供他們的想像,這種無中生有的創造及實質的改變,的確可感動人。然而,當代藝術的價值並非在於提供解決之道,否則它就如諸多政黨一般,都認為可以完美地解決問題,並在公共廣場發表政見;除此之外,它不需(能)附著於權力實體才能(可)運作,就如所有帝國主義的建築,不會批判帝國主義本身,而是像日本國會議事堂的頂端金字塔,成為頌讚權力的主題(motif)。

當代藝術的價值應該在於它的批判性,它面對的不是帝國主義,而是帝國崩解後的民主概念,“民主”在二戰後被模組式的植入眾多亞洲國家,它混著“自由”建構資本主義,而民主的作用是來瓦解帝國,並非建構個體價值,它強調集體意識,但卻只能透過投票實踐,這經常衍生成一種多數暴力或利益對抗。在這種權力結構下,當代藝術的“例外”狀態顯得重要,因它可放大個體的批判,而不是以數字計算,並且留下證據作為歷史的參照。

結語是,儘管我們擁有很多歷史參照,但從日本大選的投票結果來看,民主會讓歷史重演。

Start of 2nd period of sta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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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on the participating curators & artist’s reports updated!

One of r:ead’s special features is, that the participating artists come to Tokyo twice. After the so-called dialogue and research period of one week the artists return to their countries once and have time, to consider their objectives for the 2nd period of stay in Tokyo, the creation period. During the 2nd period of stay, they will be accompanied by curators/dramaturges of their own choice, who serve as the intellectual partners for research and involvement with the topics set by the artist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start of the 2nd period of stay on Feb 22, we have updated the reports, the artists have written after their first stay in Tokyo in December 2012. Please also check the profiles of the curators/dramaturges, who will gather in Tokyo together with the artists and share their ideas on East Asia’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找尋新的框架

在12月舉辦的r:ead集會上, 我接觸到參加這場會議的藝術家們, 以及總監相馬女士等工作人員的意見和大家的作品, 同時與大家一同熱烈探討藝術與政治的關聯性話題。對於這樣的難題, 我欣賞了從多種角度來挑戰的各項作品, 在受到很大的刺激及得到勇氣的同時, 也在內心中產生了「我們的前方將面臨什麼可能」這樣的課題。

透過我們的創造力, 如果我們真有想要具體改變某種事物的這種意識的話, 那麼顯然我們目前既有的藝術活動框架是不夠的。如果我們不在「金錢與權力的流動」這樣實際的政治世界裏的話, 我們便無法具體並有效地改變社會, 我當然知道這是一個相當粗暴的想法。然而若我們真心希望改變社會, 我們可以在個人微小的政治地平面上抵抗, 但也應意識到, 在這種對藝術家來說, 在舒適的空間中所創造的藝術也是有限度的。如果我們真正抱持著有效改變社會的想法, 為了實現這個想法, 並希望能發揮自己所擁有的創造力及想像力的話, 我認為找尋新的框架是必要的。

作為實現這種想法的第一步, 我想將三島由紀夫所設立的「文學(藝術)=無责任、無倫理、生」 與 「行動政治=责任、道德、死」 這種規定重新組合, 讓藝術擔負「责任」看看。捨棄「政治=责任」、「藝術=無责任」這樣的規定, 設立從「藝術=责任」、「政治=無责任」的這種假定開始, 不知可否成立? 注目的焦點並非藝術的政治性, 而是政治的藝術性, 是否能建立這種框架或平台?

作為一個契機可以考慮的是, 也許可以不將藝術當作表現方式, 而當作是一種科學技術。科學或機械工學的技術確實擁有更新人類與社會的能力(也可說是擁有更新人類與社會之概念本身的能力), 同樣的, 將藝術當作透過創造力更新社會的科學技術, 是否可能? 繼而透過這些研究所得的知識, 不僅以藝術家的身份有出眾的表現, 也不以在既存框架內的作品為象徵性的形體展示, 而是能否實際將作品建築在日常生活中所利用的空間內? 也就是說, 放棄觀賞的、批評的藝術, 嚐試徹底成為完全道具主義。

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不僅對出眾的「作品」評價, 更應該對實際的「社會的變化」表示評價。在此空間裏不會存在「批評性」或有「興趣性」的評價基準, 只會出現現實的「有效」或「無效」的評價。另外, 為了「加強效果化」, 我認為一開始就必須拆掉領域的圍牆。對於已擁有或研究出能夠反映意見及方法的各領域人士(包括廣告公司的工作人員、政治家、上班族、電視台工作者、理論家、建築師、設計師、出版社負責人等), 我認為重要的是建立與他們共同調查、實踐與合作的空間。

這些假定的新框架如何才能確立?我希望能在2、3月的集會上進行考察與個案研究。